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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孟子回答滕文公问「为国」的第一段话里，除了一些原则性的，如「民事不可缓也」、「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以求「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之外，主要是一段关于三代税赋制度的传说。似乎孟子自己也不十分清楚这些制度的细节，还要引用龙子的话与《诗经？小雅？大田》的句子来补充。到底他对哪些话较有把握？哪些是仅凭猜想呢？
我们的回答是：孟子对三代税赋制度的了解，也许比同时代的人稍多一些，可是离完整还远。他较有把握的片段，似乎是「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惟助为有公田」，以及他对「助」与「彻」的解释；这些都是他特别提出来讲的。另外，他引龙子的议论，作为他认同助法的根据，他对议论中的叙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显示他是赞成助法的，这是属于「较有把握」的部分。他对其他事情的叙述，把握就少一些，尤其是他对〈大田〉诗中「公田」的理解是错误的。这使得他对原来所相信的「周人百亩而彻」，也产生了怀疑。他说「虽周亦助也」，祇是提出心中的疑问，并不是他的结论，因为这和他所认同的助法之优点并不抵触。
（2）在同一段内，孟子并未提出「井地」的字眼；而在之后的第二段内，滕文公却主动派毕战向孟子问「井地」。是否滕国君臣已先知道井地这个观念，而仅向孟子请教具体的办法呢？孟子用「经界不正，井地不均」作为他的回答总纲，这是要传达甚么讯息呢？毕战所问的井地，与第一段内的赋税有甚么关系呢？
我们的回答是：滕文公派毕战向孟子问的井地，是土地规画的方针。「井」字在此应作「型」字解。滕国的田地因受战祸与兼并的破坏，经界不够规则，导致面积无法准确计算，造成不公平的现象。孟子用「经界不正，井地不均」作为回答的总纲，正是针对此问题，提醒滕国君臣要及早整顿，不要让「暴君污吏」去「慢其经界」。当时人口的增加，已造成各家的农田接壤，破坏了以前的经界。同一时期，因人口外移所造成的农村失血，可以抵消部分人口的增加效应，这正是整顿经界的好时机。
井地与赋税的关系是间接的，因为孟子认为「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在他心目中，赋税问题的解决，显然是以「正经界」为先决条件。
（3）孟子在第2段所描述的「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为何讲得那么笼统？毕战听到这段话后，真的就能自行补充细节吗？他有没有继续发问？若有，何以没有记录？
我们的回答是：孟子所策画的办法（「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是针对滕国地势平坦而小面积的特性所设计。滕国独特的情况，当时大家都知道，无须多讲。反而是后代的人，在事过境迁之后，没有考虑到滕国的特殊背景，才会产生误解。若能把当时的背景考虑进去，就可以发现孟子的话已经相当清晰明白。孟子的方案已经把「野」、「国中」、「圭田」、「余夫」都照顾到了，其余细节已不会造成很大的不公平，可以放心让滕国君臣自行决定。毕战有把握在孟子方案的精神下补充细节，所以就没必要多问。
（4）孟子说的「请野九一而助」，何以与他在第一段所认同的「什一」不一致呢？有没有「托古改制」的成份呢？
我们的回答是：孟子说的「请野九一而助」，是因为「正经界」的井地方案，如本文的图（a）所示，是切成9块，只能「九一」，无法兼顾到「什一」的原则。由此可知，孟子所着重的是「正经界」。在此前提下，能够实行「莫善于助」的赋税制度，当然就更理想。
与战国后期的诸子相比，孟子的井地方案理想中，托古改制的成份不多。他所引的「古」大多有所传承，就算有错，也是当时儒家共有的错。儒家对「古」有相当一致的认识，孟子无须、也无法自己托古。他所叙述的三代税制，在战国初期流传过，即使非常不完整，也可能代表当时对此问题的较好信息。孟子显然了解这些传说的不完整性，只好加进自己的猜想。如果他真的在托古，为甚么不托得更完整一些？
（5）在《孟子》书中，我们可以发现孟子对所坚持的原则，会向不同的对象一再地推销。然而，田地与税赋这么重要的方案，何以在《孟子》中仅此一见呢？他心目中有没有完整的草案呢？或仅是为了滕国的特殊问题，所做的临时发挥？
我们的回答是：「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是孟子针对滕国特殊情况所做的个别建议，而非应该坚持的普遍性原则。方案背后的精神，是在「取于民有制」，这才是他所坚持的原则。在规画方案的同时，他并没有忘记推销「民事不可缓也」、「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等配合措施，这些更是他所坚持的原则。孟子是感于滕文公的知遇，才针对滕国的情况作此策画，可见他心中并没有一个事先准备好的草案。这是个特例，在《孟子》中仅此一见。梁、齐等大国的客观条件较为复杂，孟子当然不会冒昧提出同样的方案。甚至在鲁或在宋时，因为得不到君主的信托，他也没有提过任何方案。由此可见，所谓的井田制，其实是后人企图将孟子井地方案的外壳，在过度一般化之后，推广运用到更广泛的地区，未必掌握到孟子当初的基本精神。
2结语
现在不妨检讨一下，历来对上述5个问题的处理方式。战国时代离孟子最近，他们对当时背景的掌握应该没有问题。可是战国后期至汉初，托古改制风气最盛行，学者们因而以为孟子也是在托古改制，祇是说得不够详细而已。于是凭一己的理想，将《孟子》中的记载扩大渲染，误导后代读者以为那真是先王的遗制，是孟子所祖述的，此事尤以《周官》为甚。由西汉中后期到魏晋，那些说法所产生的问题就逐渐浮现。儒者花了很大精力，来弥缝前人对井田制说法，把那时已显得若有若无的传说，加上诗书中扯得上关系的一言半句，作为「解经」的根据。
结果是越解释越臃肿，害得唐宋以后的学者，也陷在此漩涡中无法自拔。仅少数学者如宋朝的朱熹，看出孟子此处「制度节文不可复考，而能因略以致详，推旧而为新，不屑屑于既往之迹。」（见他在《孟子章句》中为此章所写的按语）朱熹作了较合理的推论，启发清代干嘉学者，逐渐扭转这项积重难返的趋势。
干嘉学者的努力，已部分澄清历来经学家最纠缠不清的问题，而欧美日本的史迹与学说，也开始让国人有更宽广的眼界。梁启超所涉及的外务太杂，对上述问题的解答并没有太多贡献。五四以后，胡适、顾颉刚、季融五等人，继干嘉遗风，对以往的经学抱怀疑与批判态度，对井田制的疑点当然不肯放过。上面综述的5个问题，他们也大致意识到了；对这5个问题个别的解答，也偶尔有说对的。可是，一般而言，破坏有余建设不足。例如胡适在《井田制有无之研究》（页50）说：「孟子的文章向来是容易懂得的，但是他只配辩论，不能上条陈。他这几段论田制的话，实在难懂。」其实孟子并非在「上条陈」！他的话也讲得够清楚，毕战显然听得懂，所以才没再发问。祇是后人没有考虑孟子与滕国君臣问答的背景（而这些在当时是不需讲明的），才会觉得难懂。
另一方面，朱执信他们多少会感觉到，井田的传说有助于推介国外某些政经理论（例如原始共产社会）进入中国，故倾向于辩护传统的说法。然而经过这次辩论，疑古的风气已开，对日后解答井田问题的进展有帮助。尤其是日后大部分对井田的辩论，都知道要回归到《孟子》。
钱穆对人口问题与井田的关联，已经讲得很清楚，他对第1个与第5个问题的答案也与我们相近。齐思和对第3与第5个问题的突破，最有贡献。陈瑞庚已经注意到第2个问题的「井地」名称，他对第1个问题的处理也算正确；然而他对第5个问题的答案却错了，因而影响他对3、4个问题的处理。木村正雄比较接近第3个问题的解决。方清河对第1、第3、第5个问题的解答都有心得；可惜他对井地的意义解释得不很成功，对孟子所坚持的基本原则，也分析得不够透澈，有点功亏一篑。我们在前人的成就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希望能有效地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