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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荨？墒�1方里刚好等于9百亩，划成如图（a）的方块，则每块刚好为1百亩，正好符合孟子心目中的「周制」标准。
图（a）和图（b）的面积相等（等边等高），差别在于切成9块或10块。若孟子用图（b）的划分法，图型稍复杂还不是主要的困扰，问题是每块的面积就必须缩为90亩（而非每块百亩）。孟子当然不愿意使每家的田地，少于他心目中「周制」的百亩标准。10现在我们设身处地替孟子着想，他的确不容易各方面都兼顾到。孟子大概不愿意求简反繁，所以决定对「野人」的税率稍苛一点（「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反正这已经比往日的税率低很多了。
图（a） 井字田（每块百亩，九一税） 图（b） 长方田（每块90亩，什一税）
图1井字田与长方田
此外，他又主张对卿大夫在世禄采邑之外，另给奉祭祀的圭田50亩，给余夫（可能是未成家的男子）田25亩。这些零碎的田地，究竟位于滕国的何处或出自何方呢？《孟子》中没有交待，他把这些枝节问题留给滕国君臣润泽了（「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以常识来揣测，野地的可耕部分不会太整齐，既然大的方块已画作井字田，剩下边缘不规则的部分，就可以切成小块分给余夫。这大概相当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所说的「町原防」11。圭田则可能位于城外郭内的「郊」，以便照顾。这两种土地的面积都比较小，价值较低，对公平性的要求也不太严格，所以孟子就把税收的方式留给滕君自定了。孟子的这项策画，滕文公似乎是接受而且实行了，否则孟子不会在滕国继续留一段时间，12还能看到滕国「徕远民」的效果，甚至还有时间与陈相辩论许行的「共耕」主张。
后儒对《孟子》的这一章颇有误解。朱熹认为「周时一夫受田百亩，乡遂用贡法，十夫有沟；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则通力而作，收则计亩而分，故谓之彻。」显然他是受了《周官》的影响，把孟子的话套在《周官》的「乡遂」与「都鄙」庞大系统上。甚至连崔述也没能跳出这个圈套，他对朱熹的修正，祇是乡遂仍用彻法，而都鄙因已实行「助」法，划分公田与私田，故没有「通力而作，计亩而分」的需求。13
从现代的眼光看来，孟子祇是替滕这个小国，设计一套经界范型与税收制度。滕国卿大夫（包括然友与毕战）的世禄采邑，也有部份土地分布在城郭外的野地上，这是朱熹与崔述所讲的「都鄙」。然而，滕国的总面积不到2；500方里，其中的「野」就算占三分之二，也禁不起每人数百方里采邑的瓜分。如果这些都鄙的封疆再占去一些地，那就更不够了。
文王的庶子叔绣初封于滕，为侯爵，封地方百里。《春秋经》载隐公11年滕侯朝鲁，此时还是侯爵；在两年之后的桓公二年，《春秋经》载「滕子来朝」。从此《春秋经》就一直用「滕子」来称呼滕君。《杜注》对这项差异的解释，是「盖时王所黜」，这项说法有可能成立。当时周桓王正力图振作，以摆脱郑庄公的控制，可能借口滕君不朝而贬其爵以立威，但我们还不知道是否因而削地。滕与宋相邻，一直受到宋的侵蚀；僖公19年宋襄公为立霸业，会诸侯而执滕宣公，大概也侵占不少滕的土地。日后滕君虽竭力巴结盟主晋国，会盟几乎无役不从，但这么做也只徒然耗损国力，本身并未得到多少实质的保护。
到了孟子的时代，滕国祇剩下始封国土的四分之一弱。14在损失国地的过程中，分布在野地上的卿大夫采邑，当然首当其冲。在孟子的时代，一方面卿大夫的数目不会太多；另一方面，他们在野地的采邑庄园，也不可能再浪费许多面积在封疆上。换言之，应该不会有一般结构的都鄙。在这种状况下，野地还是可以规画为井字型的方块，然后把某些井字型内公田的收成，作为特定卿大夫的俸禄。
至于乡遂，因为城郭的范围小，所以近郭墙内外的土地面积就不大，不可能再分出多少乡多少遂。《周官》基本上是以战国后期大国的心态，去建立复杂而多层次的地方制度。甚至僖公时的鲁国，也比孟子时代的滕国大过20倍，因此《尚书？费誓》才会有「鲁人三郊三遂，峙乃桢干。…」的要求。后儒往往不考虑个别的背景差异，把这些文献混而用之，遇到互相抵触的地方，就牵强饰说，越讲越繁复，反而离真相越远。
其实孟子的重点，还是在于「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他希望当地尽量能自给自足，死徙无出乡。因为当时的城市经济已经萌芽，吸收不少农民往外移出，以往闭锁性的氏族社会，已逐渐失去规约农民的功能。在春秋初年，《诗经》内已不乏抱怨生活痛苦而企图迁移的心声，但有可能还是个别的事例。
到了战国初期，农村人力大量失血，迫使各地诸侯用「徕远民」的策略来挽救缺粮危机。从梁惠王问孟子：「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就可以觉察到这种趋势。孟子经常强调的「仁政」，也是以此为目标而发挥的，确实也能针对当时的弊病创议；他所说的「法先王」，只是作为包装的外衣而已。
后儒往往认为「井田制」的主体是「计夫授田」，这和《孟子》在此章所说的话并不吻合。因为孟子仅说：「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这是以「家」为单位，而以余夫之田作为补充；并未如后儒所说，规定多少岁始受田、到几岁要还田。当然，毕战当时应该也会「润泽」一些细节；其中有多少流传到后世，被吸收入后儒的「井田制」，正不易言。但我们确定，这一点不在孟子的原方案之内。
在周代的封建架构下，「授土」原是对诸侯受封的特定用语，如〈大盂鼎铭辞〉谓：「受民受疆土。」《左传？定公四年》也记载王室对康叔：「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不过后来对授受的用字，已不再那样讲究，因此在《孟子》也可以看到许行所说的：「愿受一廛而为氓。」这里的「受」字，显然已经是普通的用语。「授田」一词，并不是孟子「井地」理想中的专门术语，这和「井田」说中的几岁始受田，在观念上差别很大。
2孟子的管理思想
《孟子》中有些屡次强调的主张，可以视为孟子的基本思想。孟子似乎认为，良好的管理可以开源节流，所谓「劳心者治人」，取其担负管理重责之意。例如〈公孙丑上〉：「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
再如〈梁惠王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这些论点，在在反映孟子注重管理的基本态度。
其实这种见解也不是孟子创发的，在孟子之前，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政，以敛粜之法为调济，取有余以补不足（见《汉书？食货志》卷24）。稍后，卫鞅也为秦孝公作了大改革。这些改革都诉诸有效率的管理，也都取得一定的成就。这方面孟子只能算是后辈。他较创始性的部分，是用「法先王」来包装他的管理方案。战国初期，有几个「明君」的确能以较完善的管理政策来改善民生，增加粮食生产使国力膨胀。当时手工业技术的急速发展，与商业的逐渐蓬勃，也让管理者有用武之地。
这对后世有重大的影响，例如《周官》就是在周公制作的包装下，所建立的一个庞大官僚管理系统。井田制在这种情况下被吸纳进去，还改得面目全非，让汉代的注释家伤透脑筋。后世若要仿效井田制的种种做法，其实最多只能在短期收效，长期的效果恐怕不佳，因为再有效率的管理，效果也是有限度的：当被管理者逐渐适应规范而发展出对策之后，管理的效果就会递减。
然而这种递减的效应，却没有机会在滕国显现，因为滕文公没几年就去世了。《孟子？公孙丑下》：「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