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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官僚体制内服务的优点，是有稳定的薪资与工作保障，但主要的威胁是被撤职查办。前面提过「朝廷的绝对主义」，这是惩罚税务官员的主要手段：相当任意也相当频繁，腓特烈二世在174086年间，开除过14的省级税务长官。严厉的好处是贪污率很低：在鞭长莫及的时代，严厉是必要手段。在官僚体系尚不完备的时代，官员无法有效自保，只好让统治者为所欲为。还有三种制裁方式：高额罚金、处死刑、没收财产。
官员有统一薪俸，整体而言待遇不错：高阶官员的年收入约有400到800 Thaler，低阶的有20到70（平均约40）。高薪的目的是「养廉」，否则贪污会严重化。高薪的另一个风险，是就业权没保障，长官或国王有任意裁撤权。如果税收的业绩超过目标，缴库后的剩余还可分红。
如果上述的做法那么有效，为什么1804年之后，要改为对官员较有保障的官僚体制？主要原因是客观条件的改变：从19世纪初起，欧陆的交通与运输有重大改善，从前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监督不易的状况，已变成讯息传递快速的状态。这样就不必让官员分红养廉，文官的职位有法律保护后，朝廷的绝对主义相对萎缩。另一项原因，是普鲁士的领土扩大3倍，人口增加10倍，经济快速成长，税源变多变大变广，人治的成份逐渐由法治取代。
参考书目
Kiser； Edgar and Joachim Schneider （1994）： “Bureaucracy and efficiency： an analysis of taxation in early modern Prussi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9 （2）：187204。
39长子继承制是日本战前经济成长的阻碍？
学界过去认为，资本、土地、劳动才是经济成长的要素。1960年代后逐渐理解到，软件面恐怕也相当重要，例如宪法是否奖励经济活动、专利法是否能有效保障新发明。日本在第二次大战后有惊人的成长，但为何从19世纪末的明治维新到1940年之间，没有类似的经济奇迹？现在发现有一项重要因素：战前的农业部门成长不足，几乎是停滞的局面。
为什么会这样？主因有两项：（1）农业部门的资源被扭曲了，没有发挥应有的经济效率。（2）农业部门的资本累积不足，导致起飞困难。如果这两项障碍不存在，战前平均每个工人的所得，不致于只有美国的33％，应该可以提升到美国的50％。接着要追问：是哪项因素造成上述的两项障碍？答案可能是：父权制下的长子继承制，迫使长子留在农业部门，不能自由转入城市与工业部门，造成农业部门的资源无效率，以及资本的累积不足。
农业部门的就业人口，1885年时大约1；400万，占全国就业总数的64％。奇怪的是，这1；400万农业就业人口，一直维持到1937年都没改变。虽然农村移往都市的人数，在18851937之间不断增加，但为什么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农业部门的就业人口这么稳定，不会随着都市与工业部门的增长而减缩？这种奇异的稳定，和其它新兴国家很不相同。背后必然有非经济性的因素，让愈来愈无效率的农业部门，维持固定的就业人数。战前的农业技术，不属于「规模报酬递增型」，若一直维持1；400万的就业人口，农业部门的资源必然会被扭曲而无效率。
在新兴经济里，城乡（或农工）两部门的边际产出必然不同。如果资源可以自由流动，应该会有一边（城市的工业部门）会愈来愈壮大，另一边（乡村的农业部门）愈来愈萎缩。经济体内的资源（资本、劳动、技术），会流向效率较高的城市工业部门。战前的农村就业稳定，背后的非经济性障碍（即自我设限），应该不是法律性的（否则政府会排除它），而是习俗性的。
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这项障碍是长子继承制呢？日本是个服从性高的国家，有长子继承家业的观念，但有什么总体（宏观）的证据，来解说战前农业部门的特殊稳定性呢？有一项较间接的证据：战后的民法修正后，长子就没承袭祖业的义务与经济动机，农业部门的就业人口立刻大幅下跌。单是这点恐怕说服力不足，以下做较全面的铺陈与分析。
若从平均每个工人的所得来对比：（1） 1885年美国工人的所得约是日本的3。4倍，也就是说，日本工人的所得大约是美国的13（或33％）。（2） 18851940年间，日本工人的收入，稳定维持在美国的30％50％之间。（3）战后日本经济急速起飞，19471972这25年间，日本工人的所得增长5倍；（4）到1990年代初期，美日工人的所得已相差不到20％。这4点说明：18851940这半世纪间，有个奇怪的因素，在阻挡日本经济起飞。
再回到前面解说过的农业就业人口，现在用较具体的数字来表达。1885年时稍微多过1；400万，这个数字长期而言持续下降，但到1940年时，也比1；400万少不了多少。简言之，战前农业就业人数非常稳定。但在194050年间，这个数字从1；400万不到，成长到将近1800万。可能是因为在战争期间：（1）都市人口疏散到乡间；（2）工业部门就业困难；（3）农村部门粮食较充足。较特别的是，1950年之后，这条就业线以45角度下滑，2000年时只剩下230万左右。
为什么农村就业人口，在战后会下跌这么快？或者反过来问：为什么农村就业人口的下跌，要晚到1950年才出现？农业不是技术进步快速的部门，亚洲开发中国家的农村，边际生产力早就「小于零」。这表示就业人口过多，早就该被推向都市部门、工业部门、海外。日本政府必然早就看出这个问题，知道经济要起飞的前提，就是农村部门要「减肥」（减除多余的就业人口）。但为什么没去做，或做不到？
东京大学的Fumio Hayashi（林文夫），和2004年诺贝尔奖得主Edward Prescott，运用古典成长理论模型，设计「反事实」的计量模拟，得到下列的显著数据。如果战前的农民，完全没有移往都市或工业部门的障碍，那么：（1）所得会从原本只有美国的13，大增到12。（2）每个工人的平均资本存量，在1940年时会增加1倍以上。（3）农村的就业人口，在1885年时会从64％减到40％，一路下滑到1940年时会少于25％。（4）农业部门的产值，反而会提高5％左右，因为把多余的就业人口「推出去了」，边际生产力自然提高。（5）农产品（粮食）的价格会明显上升，对农民的收入很有帮助。但从工业部门雇主的角度来看，粮价上升对经济发展不利。或许就是这项考虑，政府没有积极引导过剩的农业人口，移转到其它部门。
东京大学的Fumio Hayashi（林文夫）
其实从江户时期人民就可以自由迁徙，在农工部门间自由流动，官方从未禁止转业。所以农业部门的稳定就业人口，应该是自发性与文化性的。就像美国的Amish族，也是希望根留原地，不愿搬迁，不愿用现代化的技术，即使收入因而减少也在所不惜，这是自发性、宗教性的。日本的父权文化，倾向于要求长子继承家业，其余诸子可以自由离家择业。那么没有儿子的家庭怎么办？日本社会有一套补救办法：从亲戚中过继一个儿子，或在朋友、部属、优秀人才中找寻，入赘之后改姓，称为「婿养子」。
佐藤荣作（190175）与美国总统Richard Nixon
196472年间的首相佐藤荣作（190175），就是个显例。他父亲原本姓岸（Kishi），入赘后改姓佐藤。荣作的亲兄岸信介（18961987）也曾任首相（195760）。岸信介原本随入赘的父亲姓佐藤，后来被父亲的本家收作养子，改回本姓。1949年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汤川秀树（190781），他父亲小川琢治是地质学家，因入赘而改姓汤川。这种运用过继来解决问题的手法，在日本文化里是常态。例如德川幕府末期的将军夫人天璋院（笃姬），就是从九州岛萨摩藩一个分家的女儿，先过继给藩主岛津齐彬，再过继给公卿近卫忠熙，提高身分后才嫁入幕府当正室夫人（御台所）。
离题了，回来谈长子继承制。简言之，保守的农业部门，战前奉守「长子继承、诸子自由」的社会规范，使得农业的「总户口数」不变。但都市与工业部门，因为吸纳长子以下诸子的劳动力而增长。这是奇怪的现象：身体左边维持固定的体积，右边却一直增胖。其它新兴经济（如台湾），则是农业部门萎缩，工业部门迅速增长。
为什么1945年战后，农业部门的就业人口会急速下降呢？主因是1947年日本采用新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