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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仅是游戏：这种对于艺术真本质的理解也许可以帮助我们阐明艺术与道德的关系问题。美仅是良好的形式。好画或美丽的桥梁有良好的形式，行为也有良好的形式。艺术的范围比绘画、音乐和舞蹈更广，因为各种的活动都有良好的形式。体育家在赛跑的时候有良好的形式；一个人由幼年少年至壮年老年时期，始终过着美丽的生活，也是有良好的形式的；一次指挥如意，调度适宜，终获胜利的总统竞选，也是有良好的形式的；中国旧式官吏小心训练起来的谈笑和吐痰的姿态，也是有良好的形式的。人类的各种活动都有形式和表现，而一切表现的形式都是在艺术的范围之内的。所以，要把表现的艺术归于音乐、舞蹈、和绘画这几方面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这个较广泛的艺术解释的观念之下，行为上的良好形式和艺术上的良好人格是关系密切的，而且是同样重要的。一首音韵和谐的诗歌有放佚的表现；我们身体上的动作也可以有放佚的表现。当我们具有那些过多的力量时，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可以表现一种闲适，优雅，与形式上的和谐。闲适和优雅是由一种身体胜任愉快的感觉产生出来的，由一种不但能把事情做得好，而且做得美的感觉产生出来的。在较抽象的境域里，当任何一个人把一样工作做得好的时候，我们都看得见这种美。把工作做得好或做得干净爽快，这种冲动根本也是一种审美的冲动。杀人的行为或阴谋虽是恶无可逭，可是如果做得干净爽快，看起来也是美的。在我们生活上较具体的活动中，我们也可以找到做得爽快，温雅，和胜任的事情。我们所谓“人生快事”，就是属于这一类。一句问候的话说得好，说得恰当，便是美的，说得不得体，便是失态。
在中国晋代的末叶（第三及第四世纪），温雅的言语，生活，和个人的习惯发展到登峰造极之境。当时，“清淡”盛行。女人的服装最为妍丽，彼此争奇斗胜；以漂亮闻名的男人也非常之多。当时又盛行养“美髯”，男人穿着宽大的长袍，大摇大摆地走着。衣服做起来极为宽大，穿在身上，什么地方的痒都可以搔到。什么事情都做得很温雅。中国人常常把一束马尾的长毛缚在一支短杖上以驱蚊蝇；这种叫做鏖的东西渐渐成为谈话的重要附属物，所以这种闲谈在今日的文艺作品中还是称为“尘谈”。其含义就是：一个人在谈话的时候，手中拿着那枝尘，很温雅地挥动着。扇也成为谈话的可爱的附属物，谈话者把扇时而张着，时而挥着，时而摺起来，有如美国的老人家在演讲时把眼镜再三架在鼻上又拿掉一样，看来颇为悦目。由实利的观点上说起来，鏖或扇比英国人的单眼镜稍微较有用处，可是它们全是谈话的风格的一部分，正如手杖是散步的风格的一部分一样。我在西方所看见的礼仪之中，最优美的两种是：普鲁士的绅士在客厅里向女人鞠躬时皮鞋后跟轻敲之声，及德国少女一腿向前弯而行屈膝礼的姿态。我觉得这是非常优雅的姿态：现在这种风尚已经消灭，真是可惜。
中国人有许多社交上的礼仪。一个人的指头、手，和臂的姿态都经过了一番严格的修养。满洲人所谓“打扦”行礼方式，也是一种很美观的姿态。当一个人走进房间的时候，他把一手伸直在一边，然后弯下一腿，做一种很优雅的行礼姿态。如果有几个人坐在房间里，他便以那条直立的腿为轴心，全身旋转一下，向房间中的人们全体表示敬意。你也应该看一个有修养的下棋者把棋子放在棋盘上的样子。他把一颗白色或黑色的小棋子均衡地放在食指上，然后以很优美的姿态，用大拇指由后边轻轻地把棋子推出去，使之落在棋盘上。一个有教养的清朝官吏在发怒的时候，做出非常优美的姿态。他穿着一件长袍，袖子卷起而露出丝衬里来，这种袖子叫做“马蹄袖”，当他勃然大怒的时候，他便向下挥动着右臂或双臂，让卷起的“马蹄袖”放下来，大摇大摆地走出去。这就叫做“拂袖而去”。
一个有教养的清朝官吏，其谈吐也很悦耳。他的话以一种美妙的声调表现出来，而那种北平腔的悦耳声调具有优美音乐的抑扬顿挫。他的字音说得又优雅又缓慢，讲到真正的学者，他的言语是夹杂着中国文学上珠玑般的辞句的。你也应该观察清朝官吏大笑或吐痰的样子，那真是美妙无比。吐痰的动作普通是以三个音乐的拍子去完成的，开头两个拍子是吸进和廓清喉咙的声音，以引出最后吐出痰时的拍子；吐出痰时的动作是急速有力的：“连音”继之以“断音”。老实说，如果吐痰的动作以审美的方式完成，我并不以喷到空气中的微菌为意，因为我虽受过许多微菌的袭击，可是我的健康并没有遇到什么不良的影响。他的笑也是一样有规律的，艺术化的，有韵律的动作，稍微有点矫揉做作，而结束时的声响则大一些，如果有白胡须的话，声响却会比较柔和一点。
以伶人而言，这种笑是一种细心修养起来的艺术，是他的表演技巧的一部分；戏剧的观众对于一个做得十全十美的笑的动作，是始终能够加以欣赏和赞美的。这当然是一桩很困难的事情，因为笑的种类很多：快乐的笑，看见一个人堕入他人圈套时的笑，讽刺或蔑视的笑，以及一个人被势不可当的环境力量压倒后的绝望的笑；最后这种笑是最困难的。中国的戏剧观众注意这些东西，也注意伶人的手的表情和“台步”。手臂的每一个动作，头部的每一次倾侧，颈项的每一次扭转，背部的每一次弯曲，宽大的袖子每一次的摆动，和足部的每一步，都是一种细心训练起来的姿态。中国人将演剧分为“唱”和“做”两类，有些戏剧注重于“唱”，另外有些戏剧则注重于“做”。所谓“做”，就是指身体，手臂，和面部的表演，以及情感和表情等比较普通的动作。中国伶人须学会怎样摇头以表示异议，怎样扬眉以表示怀疑，怎样轻抚胡须以表示安宁和满足。
一种艺术作品的特殊性质是艺术家的人格表现；艺术只有在这种限度内才和道德发生关系。人格伟大的艺术家产生了伟大的艺术；人格渺小的艺术家产生了渺小的艺术；感伤的艺术家产生了感伤的艺术；色情的艺术家产生了色情的艺术；多情的艺术家产生了多情的艺术；巧妙的艺术家产生了巧妙的艺术。一言以蔽之，艺术与道德的关系便是如此。所以，道德并不能依独裁者易变的狂想或宣传部长易变的道德律而加以改变或压抑。道德必须由内心生长出来，成为艺术家的灵魂的自然表现。而且，这不是可以选择的东西，而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心地卑劣的艺术家纵使生命发生危险，也不能产生伟大的绘画，心胸伟大的艺术家纵使生命发生危险，也不能产生下劣的绘画。
中国人关于艺术的“品”的观念是极有趣味的，这种“品”有时称为“人品”或“品格”。这里也有分等级的观念，例如我们称艺术家或诗人为“第一品”的或“第二品”的，也称尝试好茶的味道为“品茗”。这样，对于一个人在某种动作中所表现的人格，我们有着许多不同的应用语。对于一个坏赌徒，或一个性情暴躁或趣味低劣的赌徒，我们说他“赌品”不好。对于一个醉后失态的饮酒者，我们说他“酒品”不好。好棋手有好“棋品”，坏棋手有坏“棋品”。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批评作品名叫《诗品》①，书中将诗人分成各种等级；
①作者钟嵘，生活在公元５００年左右。
此外当然还有名叫“画品”的艺术批评著作。
所以，关于这个“品”的观念，一般人公认一个艺术家的作品是绝对受他的人格所支配的。这“人格”同时包括道德上的人格和艺术上的人格。这种观念注重人类的了解，崇高的意志，脱离俗尘的态度，以及琐碎、无聊、或下流的消灭。从这种意义说来，它和英国人的“态度”或“风格”颇为近似。一个任性或不依传统的艺术家会表现一种任性或不依传统的风格；一个温雅的人自然会在风格上表现着温雅和美妙的质素，一个具有高尚趣味的大艺术家不会墨守成规，受习气所束缚。由这种意义上说来，人格就是艺术的灵魂。中国人素来绝对相信：一个画家如果道德上和审美上的人格不伟大，便也不能成为伟大的画家；在评判字画的时候，最高的标准不是艺术家是否表现优越的技术，而是他是否具有崇高的人格。一种表现着完美的技巧的作品，也许会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