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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些饮用者的贫穷是因为他们从事的职业是低收入工作。所以，当他们离开工作而花费时间，所失去的并非很多。因而我们可以说他们不工作的机会成本，与那些高收入工作的人们的机合成本相比较是较低的，后者在他们选择不工作时必须牺牲更多的收入。
“贫穷”的使用者仅仅在他或她急需迷幻物品，花费更多时间寻找最佳价的购买时，才对较低的机会成本作出反应。这在禁令期间也确实如此，但是并没有很多进口，因为并不存在如此大的沉溺于威士忌酒的社会“领头羊”集团。
另一方面，面对中等收入的迷幻物品消费者的难题是多重性的。如果这一消费者花费时间寻找有关购买何种迷幻物品，在哪里能找到它们等等的信息，他或她就面临离开工作所花费时间的更高机会成本。潜在的坐牢威胁无论是对机会成本，还是对心理和情感成本来说，都是更大的威胁物。既然这个人也许不能或不愿意向某个中间人付钱去做必要的搜寻（如同富裕的消费者那样），他或她就只能以那种质量被许多低收入的“领头羊”所不同的迷幻物品勉强应付。
既然特定迷幻物品的消费在其他国家是合法的，那么富裕的消费者为何不乘飞机到海外去获得和消费这些迷幻物品呢？
以尼泊尔为例，在那里，高质量的大麻可以以大约两美分一盎司的价格获得，而在美国，同样的质量和数量，价格可高达40美元。因而，尼泊尔迷幻物品的相对价格是美国迷幻物品价格的两千分之一。是否如此？可当我们在考虑总成本时，我们明白必须包括去尼泊尔的往返飞机票，加上飞行时间的机会成本（减去任何用于亲眼看一看这一奇特国家的货币价值）。其相对价格就变得接近以下公式：0。2＋800／40＝20倍在美国非法出售的大麻价格。
至此，我们已经考察了非法迷幻物品的需求方面。我们已经审视了很多人是如何购买，以及他们愿意付出多少钱去购买特定质量的迷幻物品的决定因素。现在让我们简略地审视其供给方面，我们希望找出很多人是如何愿在不同的价位，提供特定质量的迷幻物品的决定因素。这就是人们通常所知道的供给定律。
迷幻物品的供给与禁令期间威士忌酒的供给具有许多类似的地方。多数迷幻物品的生产与分销的非法性质，使得供给商要承担很大风险。下列因素愈大，风险也就愈大：
（1）被发觉的概率；（2）定罪的概率；（3）潜在的监禁刑期或罚金。做此生意的成本包括确保秘密和避免被察觉的措施、支付给有组织犯罪团伙的保护金（对于某些不易于生产的特定迷幻物品，如海洛因）以及支付给警察的潜在贿赂。
如果大麻成为合法购物品将会发生什么？我们是否会看到一个充斥着迷幻物品的国家？
从供给方面看，企业家们将能够以与先前相同的价格提供更大的数量，因为做此生意的成本下降了。没有所涉及的风险，没有向有组织犯罪团伙支付的必要，没有在生产和分销中保守秘密的高昂成本，价格将最后下降到恰好包含合法生产与合法营销较低成本的某一水平。
事实上，我们甚至能够获得更多的大麻，就像发生在殖民时期的情况。那时英国议会设立了一种奖金，以鼓励美洲的种植者生产大麻，或者cannabis sativa，一种用于制作大麻的植物。在那时，这种植物是美国商业的一种宝贵商品，其种籽用以制油，植物的茎柄可以制作成带子、细绳、袋布和粗绳索。用大麻纤维交互织成的任何材料都因之而增加了韧性和耐久性。这一作物对于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他宣布任何携带大庶种籽而不种植大麻的定居者是违法的？
当一种合法产品在销售者中间有着无约束竞争时，质量相对低劣的产品是很难与优质产品一同立足的，除非前者的价格较低。否则优质品的销售者持会特此告知购买公众。既然产品是合法的，信息的自由流动将确保某些购买者拒绝购买劣质产品，除非这些产品的价格相应地较低。
以敞开大门做广告的方式，还会减少传播和获得有关供给的信息成本。销售者之间的竞争和购买者所获得的增加倍息，将共同使得产品的质量提高。
从需求方面来看，合法化将理所当然地消除被察觉、定罪、监禁及其伴随成本的威胁，因为有了更高的整体质量，产品质量副作用的风险将会减小。所有这些成本的减少将导致消费者有更大数量的需求，即使价格是在合法化之前所通行的价位上。
很难预测大麻的价格是否会在合法化之后立即上涨或下跌，由于消费者多半会有更大的需求，供给者将生产更多。如果需求超出供给，短缺就会产生，消费者将发现他们自己在支付高价，来获取同样数量上的现已合法的产品。然而从长远来看，可以有把握地预测，如同往常一样，价格将下降到恰好涵盖生产、分销成本和正常利润的某一水平，此点当然会比今天所支付的低。
如果迷幻物品整体合法化，并且这一系列事件发生的话，在此系列中新增的一个环节将是相对于酒精类饮料价格下降的迷幻物品价格的下降。这是否会导致离开饮酒的趋势，比如说，趋向于吸食大麻呢？答复依附在一个“如果”上，如果大麻是酒精类饮料的替代品，这也许会发生。但是如果两者是互补品，而非可替代品，那么大麻的增加将导致酒精类饮料的消费增加。
在任何情况下，上述分析并不支持或反对迷幻物品合法化的论点。每一进程中均涉及有关的社会成本，还有利益。对使得某商品合法化成本的描述，并不—定强求法律的变更。毕竟在通过一项禁止遗弃妻子的法律时会花费有关成本。但是社会已经判定，宣布遗弃行为为违法的益处要远远超出这些成本。
当某一商品或活动成为非法时，就会有典型的供给方面的反应和需求方面的反应。由于非法性质导致了生产成本的上升，一种非法商品或活动的供给（曲线）将下降（供给曲线将向内移动到左边），这意味着较小数量的非法物品将在每一价位得到供给。从需求方面说，我们可以预测需求有所减少（需求曲线将也向内移动到左边）。历史上，在这些情况下，供给的减少都大于需求的减少，因而违法商品的市场出清价要高于合法商品的市场出清价。
第三章：妓女经济学
1945年，一位法国政治家——名叫玛岱？理夏兹女士要求关闭巴黎的所有妓院。她指出：178家获得许可证的妓院、600家有妓女服务的旅馆、10000名面首（男妓）和6000名夜间女郎“正在毁坏巴黎人的道德和健康”。并且她预言，妓院的关闭将使6000间客房可以用来提供给学生，以及那些在战争中被炸弹驱赶离家的人们。
巴黎市议会被她的数据所打动，限令妓院在三个月内关闭，此举的效果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可从最低限度上说，显然还未能被证明是十分令人满意的。因为近来正形成和兴起一场富有活力的运动，以恢复世界上这项最古老“职业”的合法性。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同对卖淫的经济学分析与对迷幻药物的分析相类似，但也有几个特别的不同之处。
妓女们所提供出售的服务像所有其他服务一样，具有两重性：即数量和质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者是互为相关的，数量可以用降低质量的方式增加；服务的质量是指在其他物品中一种经验的功能（人力资本投资）；服务提供者内在特点的功能，例如相貌与智力；现行营业支出，例如在外表、环境与健康方面所花费的金钱有多少。
肯定地说，在质量的这三个方面，替代是可能的。也许同样的质量可以用天生丽质，或者花钱在化妆和衣着上花费努力以获得同样的质量。某些夜间女郎能以衣着打扮的方式补偿相貌的丑陋。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她们能够用衣着来替代天然禀赋。
对于许多享用妓女服务的人来说，质量的健康方面是至关重要的。在法国，使得卖淫合法化的决策在有关某些顾客染上性病的概率上，具有引入注意的结果，让我们来探询一下为什么。
当卖淫合法化时，难以计数的生意场所存在，其生存目的就是提供妓女服务。既然所有的场所都是生意越来越好，他们可以毫无风险地做广告。因为顾客可以轻而易举地比较价格和质量，信息成本相对是低廉的。如果一家妓院的妓女让顾客染上性病的信息公开化，那么该妓院不得不大幅度降价，或被迫承受营业上的损失。
尽管廉价的信息使得任何一家妓院让不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