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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当共同努力消除联邦药品管理委员会的管制？当然不是。为了评价任何政策的有效性，我们必须考虑成本与利益两个方面。类型I错误的成本是很难评估的，我们不得不提供一个对有可能开发的药品种类的估测，然后再进一步估测人们因引入此类药品而减少痛苦的价值。一位名叫赛姆？佩尔兹曼的经济学家已经试图去做这样一项研究。他的成果如下所示：
“1962年的药品修正案寻求减少消费者对无效药品的消费浪费。这一目标看起来已经达到，但是这一进程的成本似乎显然已经超过其所获利益。在此研究中显示出该修正案已经导致了自1962年以来新药品种类明显减少……那么，该修正案对消费者的净效益，如同在他们的……药品购买被征收了5％到10％之间的税。”
佩尔兹曼的研究当然不是肯定的，特别是因为他不得不使用了许多人类生活价值、痛苦成本等等的近似值。但是他使得人重新思考一项经济行为的真实成本，他的研究可以应取用到经济中的许多其他政策问题之中。当我们减少与使用一种产品或服务相关的事故数目时，必然也减少了某一特定群体因使用该产品或服务而获得的收益水平。换言之，当一种产品被较为安全地制造出来时，所涉及的成本通常会提高该产品的价格。那些要不是因为价格上涨，而本应使用这一产品的个人有可能每况愈下，那些使用这一产品并且因此而较少遭受有害副作用的人们，就会改善其状况。
对凭医师药方出售的药品市场的管制具有长期的效应。减少新药品带来到作用的可能性，却又使得有益于人们的药品种类不至于减少，这是不可能的。用统计学的术语说，这被称作类型I与类型Ⅱ错误之间的互换。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里，这种互换始终存在。如果我们想要消除所有类型I的错误，也就是说具有消极副作用的药品，我们可能会使得所有伦理性药品成为非法药品。但是有关类型Ⅱ错误的成本——所有有助于减缓疼痛和忍受煎熬以及延缓死亡的药品的损失将会是巨大的。
第十章：医疗费用经济学
大多数人不需要被告知如今去看医生或住进医院会有多么昂贵。如果我们将消费价格指数与医疗价格指数相比较，可以看出从1950年起，消费价格指数已经增加了280％，而医疗价格指数已经增加了350％。
我们在1929年的医疗费用支出只有40亿美元；1965年我们的医疗支出增加到400亿美元；如今医疗费用已经超过2500亿美元。在1929年，医疗效用方面的支出仅占整个国民支出的4％，可是今天的支出已占10％。因此我们可以说，随着收入的上升，美国人不仅需要更多的医疗，而且其费用在上升的收入中占有更大的比重。
如果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医疗费用如此昂贵，我们就得审视很多因素。它们包括：过去对内科医师的限制；由医疗护理与医疗教助所带来的需求增加；因第三方保险所要求的医护需求数量增加；医疗失误保险费用的飞涨以及随之而来的所谓防卫式治疗。
进入医疗行业并不意味着是不加限制的。最新数据显示，大约有75000人参加了医学院的标难入学考试，只有13000人被录取。申请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人数约3500人，但是学生规模保持在不到150人。有些学生申请的各个不同的医学院达10所之多，当他们被拒绝后，又重新申请二三次。有些学生不申请，因为他们知道可能性太小，这些学生的人数大概是碰碰运气学生数目的二三倍。再者，很多申请者未能进人医学院，因为美国医学院的数目受到严格的限制。
从根本上说，医学院受到来源于国家认证要求的限制，这一认证普遍禁止私营的医学院（以营利为目的的医学院）。医学院必须得到国家的认证，以使其毕业生被准许参加行医所必需的许可考试。如果我们回顾本世纪的最初10年，我们发现当时美国有192所医学院，到了1944年，减少到69所。每10万人中的内科医师人数从1900年的157人下跌到1957年的132人。这些数字急剧下降的原因便是美国医学协会在控制医生数量方面的成功。
对医学院的管制和认证是建立在所谓弗莱科斯纳报告的发现之上的。1910年，声誉卓著的卡内基基金会雇佣亚伯拉罕？弗莱科斯纳检查美国当时已有的医疗教育机构，弗莱科斯纳的建议方案导致当时已有医学院的一半寿终正寝。有趣的是弗莱科斯纳（他自己非但不是医生，甚至连科学家都不是）考察的是医学院的投入而不是它的产出。他不是去了解各个不同的医学院毕业生如何好或是如何称职，而是看他们是如何接受教育的，这就等于说，你的老师根据你花费多少小时学习来给你打分，而不是根据你期末考试临场的实际成绩评分。
对医学院限制的目的是由美国医学协会医学教育理事会前主席所描述的。他在1928年曾这样说：“将医学院的数目从160所削减到80所（产生）的结果是学医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数目的下降。我们已经预计到这一点，并感到这是我们所希望得到的结果。我们已经有了大量过剩的水平低下与平庸之执业者。”
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当需求曲线保持稳定或内外移动时，供给曲线向内移动。结果是内科医师的服务价格上升，并由此使得他们获得更高的收人。例如，根据1970年的人口普查，内科医师是各种职业中收入最高的，该年内科医师的平均收入为41500美元，而同一时期自营牙医的平均收入为28100美元，工程师为17700美元、大学中的正教授为16800美元。1974年，自我结合执业的内科医师们纯收入的中间数为72500美元。
我们可以向自己提问：美国医学协会公开声称的愿望是否得到了满足？该协会坚持说很多医生的资格是不尽人意的，公众正在接受那些对病人有所损害的医生们的服务。医学院许可制背后的观点是根除那些最不合格的学生，消除病人接受未经足够训练、然而已获行医许可的医生治疗的可能性。虽然奇怪的是，在1910年，美国医学协会并未寻求分析目前这一批内科医生资格的途径。为数一半医学院的关闭，消除了有可能是不称职的医生的未来供给，但是已经执业的有可能是不称职的医生却可以继续执业，直至退休或死亡。
除此之外，看起来美国医学协会将希望医生们即使是在上过合格的正规医学院之后，也要对其重新定期考核以便他们能够继续行医，也有可能的是，在有一半数量的医学院被关闭后，公众所消费的医疗质量并没有向美国医学协会所宣称的那样有大的提高。毕竟存在着两种医疗形式，一种是自我诊断和治疗；另一种是依赖于医疗行业中的某个人。
如果一位内科医生的诊断和治疗的价格上涨了，那么人们就有可能会对医疗的需求数量下降，依靠自我诊断和自我治疗的数量就会由此而增加，人们就只会在他们的症状变得危急时才去看医生。医生服务质量的提高会引起价格上涨，这或许会导致医疗总体质量下阵，因为病人不再那么经常地去咨询医生了。再者，当获证的内科医生的服务价格上涨时，对替代性诊治服务的需求便增加了，而这些替代者们也许还不如一个甚至是极为糟糕地培养出来的医学博士。
伴随着对美国内科医生供给的限制，不时会有对需求的大幅度增加，而这种需求使得价格上涨。某些政府计划已经使得需求曲线移向右边，其中的一项便是医疗护理，即对老年人的免费医疗。在医疗护理实行之前，国会对该计划可能花费的数目估算比后来实际花费的数目少了许多倍。这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解释，因为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和其所索取的价格是相关联的，当医疗护理开始实行时，对许多人来说，健康护理服务的实际价格被大幅度地降低，在某些情况下降为零。当价格下降时，需求的数量大大增加，以致医疗服务供给超负荷地使用。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价格，于是价格发生了变化。医院病房收费自从医疗护理与它在州一级的对等物——医疗救助实施以来，价格已经像火箭一般地上涨。
与其效果相似的是扎根于经济中私有部门的医疗保险计划。至少有9000万美国人是由某种医疗保险所负担的。一般来说，这一保险支付数额为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