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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去，再留个条子，这男人顿时就丢了魂。
但也有人保持清醒，马丁的母亲一看到这个女人，就低声地问儿子：“她是正常人吗？”看到这里，我哈哈大笑。
亦舒的小说里就有这么一段，整形医生问她的明星女友：“有无比较高级的男人，重内心不看外表？”该女明星反问：“他是不是男人呢？”《爱情重伤》里，唯一不看外表，没有上狐狸精当的，果然不是男人。
马丁的母亲，倒是这个电影里最迹近常态、最可信的人，不过那也是因为过分戏剧化的部分没有摊到她头上，她反而游刃有余。这种女人也是最常见到的，她们自有一种智慧，想看不见的就能看不见，只要晚饭能按时开出来，丈夫第二天早上醒来是在身边，她就能佯装无事地把日子过下去，至于丈夫昨天晚上是什么时候回来的，那大可不必深究。史蒂和安娜的偷情都是在一大群人眼皮底下进行，从这个房间里出来进了斜对面另一个房间，不过如此，所以，即便她丈夫身边接电话的女秘书不是她安插的眼线，她女儿当真为父亲守口如瓶，开门关门的声音总是听得见的，更何况史蒂与安娜人前从来不敢对视，安娜的母亲只吃了一顿饭，就看出了端倪，身为政客的妻子，又怎能毫不知情。她只是在等着他们互相腻了对方，自己冷下来，主动回到自己应在的轨道上来。不过她没有等到。
这个电影最让我惊讶的是里面的人对乱伦的态度。我有一群心腹朋友，我们可以肆无忌惮地谈些极端禁忌的话题，谈得久了，我们就发现，我们周围的乱伦不比任何一个地方少，而且因为人们的禁忌和下意识的要遮掩，反而给了这事极大的便利，因为几乎没有被捅出来的后顾之忧。当然我们的谈话和金塞性学报告一样，因为过分集中在有相似特征的人中间而不完全可信，但也可以当做一个小范围的样本。《爱情重伤》中的兄妹乱伦，完全被当做一场游戏，因为人类的乱伦恐惧根本是和生育畸形儿、降低家族成员素质紧密相连，而《爱情重伤》里，两个孩子都在十五岁以下，生育孩子的可能性相对比较少，而且兄妹两个的身份又是对等的，不存在年龄和身份不同而有的罪恶感，又是相依为命，那亲密又和别的家庭的孩子不一样，而乱伦其实就是为了寻找一种极端的亲密感，以此来破解孤独，再加上有个疯疯癫癫的母亲在那里做样本，安娜和哥哥的乱伦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也就成了可能。但周围人的态度还是令人震惊，显然是没人管束，还多少有点怂恿，所以哥哥才会因为嫉妒而对着妹妹的房门哭叫几个小时然后自杀，而他们的母亲谈起这件事来，也是毫不遮掩，最后还有点用这件事为安娜争取同情的意思。不过所有的事情也都是这样，事情没来之前，有着种种可怖的设想，一旦降临，恐怕都只有冷静接受。我们的阈值，恐怕早在可怖的生活里被提到我们想不到的高。
《爱情重伤》的故事，是个古希腊悲剧的构架，命运总是被提纯出来，成为凌驾在头顶上的另一种力量，只要人的激情、欲望稍微露个头，命运马上就安排一个相遇、一次追踪、一个有待揭开的谜底来，让本来就被它操纵的人踉踉跄跄地，被自己也不明了的力量推着，往不归路上走。在最后，马丁坠楼以后，裸体的父亲抱着穿着衣服的死去的儿子，和儿子出生时候，裸体的孩子被着衣的父亲抱着的情景刚好相反，马上我就觉得那应该是古希腊戏剧里的场面，颠倒的裸露，一段生与死，你当它是有意味的也可以，当它没什么意思也无妨。
电影的最后，记者们冒着大雨聚集在史蒂家的门口，等着报道这桩丑闻，那么，他们的标题会是什么呢？我替他们拟了一个：被命运驱使，一死四伤。
又甜，又苦，又美丽
《焦糖》二零零七年
在黎巴嫩的贝鲁特，一间名为“如此美丽”的美发屋开在街边上，它是喧嚣的街道上，一个沉静的角落。一走进清凉的店堂，时间就陷落了一块，炎夏的日光也跟不进来。
三个女人守在这里。她们身边的人，不论顾客，还是邻居，也还是女人。
她，拉亚里，爱上有妻子的男人，时时刻刻，她都在等他的电话，等待与他相会，却屡屡失望。她终于借为他的妻子做美容之机上门去，因好奇，也因嫉妒。安静的屋子里，沉沉的下午，碧绿的鱼缸里，深红的月白的鱼在水草间穿梭，一个孩子毫无机心的脸躲在鱼缸背后，笑容哗一下漾开。她被这一切打败了，被他的幸福，被他和她合力制造的圆满，她仓皇地离去，颓然地坐在街头，探手向包里，摸一张拭面的纸。她的明天，该如何继续？
她，尼斯瑞，即将与未婚夫结婚，却在担心，他会发现自己不是处女。终于，由女友们伴着，她去诊所里，去做那项修补的手术。登记姓名的地方，女友们嘲笑她——你以为，你真在巴黎？她依然使用了一个她所认为最法国化的化名：“玛丽亚·蓬皮杜”！她的婚事，能否顺利？她，瑞玛，头发短短的，眼睛明亮，像个男孩子，她总是戴着耳机，她用音乐，把自己和这世界隔起来，而那个女顾客，那个眼睛又大又黑又深邃、眉毛黑中带翠、眼神迷蒙、总是要她给自己洗发，总是以温润的笑容仰视她的女顾客，是为她而来的吗？
她，詹美尔，不肯被年华打败，一次一次，去选演员的地方试镜，等候的地方，有女孩子镇定地向男友汇报：“是的，我很美”。而她，有这样的信心么？
她，罗丝，在“如此美丽”的隔壁，开一间裁缝铺，在幽暗的、挂满衣服的店堂里，与半疯的、远远年长于她的姐姐莉莉终日对峙。疯姐姐的脸皱得像个橘子，瘪着嘴，佝偻着身子，在街头捡纸片，甚至警察的罚单，她大声地说，所有的纸片，都是某个他写给她的情书，她一定要知道他给她写了些什么。那个高而瘦、穿着西装、头发花白的老绅士，一次一次来到罗丝的裁缝店里，要她量身，制作那件注定做不好的衣服的时候，被关在屋子里的疯姐姐使劲地拍打着门，放我出去，放我出去。罗丝终于决定去赴老绅士的约会了，做头发，化妆，疯姐姐意识到了大事不妙，像个孩子一般，在一边捣乱、讥讽、哀求，罗丝会丢下姐姐，去见老绅士吗？
六个女人，齐心协力抵抗时间、生活、以及这个城市加诸她们的一切，战争的创痕、隐蔽的规则、习俗的力量，以及男性的缺席，和叵测的目光，生活于她们，就像被当做美容用品的焦糖，又甜，又苦，又美丽。又痛，又难以舍弃。她们能否得偿所愿，要到她们想要的，而不只是，把渴望播在来生来世？
她，拉亚里，终于放弃了有妻子的男人，和暗恋她的英俊警察慢慢相处；她，尼斯瑞，终于与未婚夫结婚了；她，瑞玛，终于动员那个美丽的女顾客，剪了短短的头发；她，詹美尔，还在继续试镜，为制造时光停滞的幻象而奔波。
她们在尼斯瑞的婚礼上相聚，山坡上的石屋前，鲜花怒放，树木青翠，一只白鸽，拍着翅膀飞越群山。
而她，罗丝，没有去见老绅士，拉着老姐姐的手，走在街头，陪她一起，捡那些永远也捡不完的纸片，去寻找那存在于臆想中的情书，灰白色的公路和苍茫的城市的屋宇间，两个小小的，相携相持的背影，越走越远。
保罗·范霍文的朱斯蒂娜
《黑皮书》二零零六年
看过保罗·范霍文（Paul Verhoeven）的《黑皮书》（又译做《惊惧黑书》）之后，我觉得可以为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的区别，再添上一条金标准：是艺术片还是商业片，应当视剧中人的忙闲程度而定，艺术片的主人公往往是清闲的，一杯茶一番话一次远足就是一出戏，从A点到B点所耗费的时间，和真实生活里相差无几，通俗剧里的主人公却绝对忙得脚不点地，同样的时间段里，他们已经嫁过好几次死过好几回，连地球也被拯救了好几遍。高密度地出尽百宝，是商业片的不二法门。
《黑皮书》即是如此，美艳的女主人公从银幕上甫一露面，就已经在逃亡中，竟也匀出时间在湖边与健壮的少年建立了恋爱，一个吻的功夫，就有飞机飞过头顶，将她的屋子炸掉，当天晚上就险些落入纳粹魔爪，又被一位神秘人物救走——这还只是前三分钟的剧情，接下来她的家人惨遭纳粹屠杀，她含恨逃生，成为卧底。。情节密不透风到两个小时以上，终于她杀掉奸贼，洗清冤屈，目光坚毅地决定用归还犹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