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榷巫樱啻沃厥觯志涠家谎�2006年10月，胡因梦登上《鲁豫有约》，说两人离婚是因为李敖侵吞朋友萧孟能的财产，李敖随即在凤凰卫视的《李敖有话说》里，连续几天开骂，称胡因梦的人是二十世纪的，“头脑却是二世纪的，甚至是公元前二世纪的”，是典型的“迷信大王”、“妖妄的女人”，之所以要和他在一起，不过是“用文化来美容”。并细细分析：十五年里，她大部分时间都在演戏，没有时间看书，怎么可能在最短时间里变成有文化的人？她是很努力、力争上游，但把一个大前提弄错的话，怎样努力都是错的，最后得出结论，胡因梦“作为一个才女是失败的”，两个人里，有一个不适合过婚姻生活，这个人，“对不起不是我”。
可能谁都没错，错在，两个人都敏感、夸张、戏剧化。电视节目中的李敖，那种生动的表情，铿锵的语气，都在告诉观者，这是一个非常态的人，如法拉奇在《好莱坞的七宗罪》里所说：“在好莱坞，所有人都想显出自己很正常，但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就是在谈话的时候也做不到。一些形容最高状态的词从他们嘴里流出来，就像秋天的树叶从树上掉下来一样，什么都是‘巨大的、精彩的、壮观的、非凡的、可怕的’”而这类敏感、神经质的人，往往磁铁一样凑到一起，最终形成一种孤岛认知，以为人都是这样的。
这种敏感严厉、不停地在“心”和“灵”上兜转的人，其实是有出路的，那就是接受生活的粉碎和重新组装，被世俗生活浸透，变得宽厚，但若没能如期完成这种转变，最后都免不了要走这条路（或与之近似的路）：1988年，在拜访了许多异人之后，胡因梦在纽约的一家书店，看到了《克里希那穆提：觉醒的岁月》（Krishnamurti：The Years of Awakening）。以后，她就成了我们现在所知的胡因梦，克里希那穆提的中国传播者，“身心灵”的探讨者与治疗者，在她的自传《死亡与童女之舞》（内地版名为《生命的不可思议：胡因梦自传》，有大量删节）里，充满“灵媒体质”、“前世回溯”、“外气”、“内音”、“原型经验”、“灵界的能量人格元素”、“深埋情绪的释放”之类晦涩的词语。
而明星，抑或艺术家，尤其如此。艺术与神与巫与怪力乱神之间的距离，本就很近，舞蹈和戏剧的起源，都和神和巫脱不了干系，成为艺术家或者文艺青年的，也多半是感情丰富的、过于敏感的、神经质的人，历史上那些被当做女巫焚烧的女人，现在想来，也不过就是些“银镯女子”，或者像我们小城文化馆的女老师，气功瑜伽迪斯科，她一样都没落下。那些“异人”瞅准的、吸引的，也就是这些人吧。这可以解释，那些“大师”背后，为什么总有明星的身影祟动，明星，又为什么总会成为他们的开路先锋。
周云蓬说，真正正常的人，是投入人群再无音讯的人，是可以消失在视野里的人，像水回到水，那些触目地立在人面前的，都是不正常的人。然而总有人，不幸成为这群回不了人群的人，目光炯炯地，做些近巫的事，留下些近巫的言。
格格不入
刘晓庆
张爱玲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里，葛薇龙去投奔姑妈，她家的佣人随行，在姑妈家的深宅大院门前，在一迭连声的狗叫声中，在姑妈家的佣人前来开门的历史性的时刻里，葛薇龙忽然异样地清醒、客观和冷静，因为周围的环境，她的眼光和立场都变了，觉得自家的佣人格外古怪：“她那根辫子却扎得杀气腾腾，像武侠小说里的九节钢鞭。薇龙忽然之间觉得自己并不认识她，从来没有用客观的眼光看过她一眼。”
内地艺人与港台艺人站在一起，往往就有这种效果，不论是公私场合下，抑或合拍片中，还是综艺节目里，但凡两岸艺人同时出现，以前看惯了的内地艺人，骤然就异样起来，让人觉得“自己并不认识她，从来没有用客观的眼光看过她一眼”。分明是娱乐，却有历史性时刻的那种火光冲天熊熊照面。
从前，是形神都有差异。1989年，刘晓庆访港，与林青霞会面，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亦舒没有放过这样戏剧性的时刻，专栏里的揶揄之意溢于言表：“刘晓庆最近一次外访，擦艳红胭脂，穿大花衣裳，戴金刚钻手镯腕表，脖子上一条粗金链条，用碎钻拼出英文字样。。。端的是艳光四射，把身边短直发、淡妆、毛衣牛仔裤的林青霞映得似名苦学生。
又说：‘我没有仰慕林青霞，我连她一部电影都没有看过。’还有‘邓丽君的歌已经不流行了。’。。她说她的墓志铭会这样写：‘这里埋葬了中国传闻最多的女明星，她是个对自己真实，而从来未让人理解的传奇人物。’”麦子的《美国风情录》里，对刘晓庆1987年访美情状的记载，和亦舒的小小尖刻互相映照：“如果叫我跑到台湾去，像红虹（红线女的女儿）那样，我是绝不会的。”“我觉得不化妆打扮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况且，一个演员最重要的是气质而不是打扮。”——因为是正面的、称道的口吻，更让人难过了。
明星身上，其实凝结着我们与时代有关的一切进展与心得。当然，香港台湾，在风尚方面，并非天生领先。上世纪四十年代由上海跑到香港去的李丽华或者白光，是当仁不让的风尚引领者，六十年代从上海去了香港的郑佩佩，也还能独当一面，但到了1980年，十五岁的刘嘉玲去香港时，情势已经有变，由《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和《红灯记》熏陶出来的刘嘉玲（婚前接受林燕妮采访时的自陈），穿着黄色上衣鲜红喇叭裤挑着行李到了香港，无线第十二期艺员训练班出来，进了演艺圈，香港人却不接受她，始终嘲笑她的衣着处世。四十年时间，东风西风，河东河西，全都倒过来了，领涨的变成了领跌的，时代拖住了女明星的后腿。
到了合拍片时代，衣着妆容上的差异缩小了，神采上的区别却照旧是天上地下。2003年的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要求，合拍片中内地主要演员的比例不得少于影片主要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措施，或许为的是学习，却也有点像杨绛写的“掺沙子”——让“革命群众”住进“资产阶级权威”的家里去。“掺沙子”之后，内地艺人大量地出现在香港电影里，但这三分之一，与那三分之二，却起了冲撞。这三分之一，是正统的、正襟危坐的、少点烟火气的，而那三分之二，却是在成熟的市民文化里浸淫多年的，是在对世俗生活的热爱里熏染出来的，是柔软、灵活的，细节丰富的，是注重平等的，勇于自嘲也敢于自省的，他们身段柔软，讽世讽人先拿自己开刀。偏偏两部分要放在一起，两相映衬之下，对比越发鲜明。
当然，电影是戏剧化的、高度控制的，人为的因素常常会干扰到样本的纯洁度，综艺节目里的对照，就更有说服力。作为标杆的，是内地明星在《康熙来了》里的表现。四十五分钟的节目，蔡康永和小S以庄谐齐备的手法引蛇出洞，从体力、耐力到素养储备，对艺人都是一次严格的考试，到最后，不略微露点原形，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内地艺人有所不同，他们几乎是刚一站在蔡康永和小S旁边，就显出了差别。《风声》的几位主演、黄磊、李艾、那英、小沈阳，多半如此，总体表现不过不失，甚至不乏亮点，但却坏在直、白、凛然，“杀气腾腾”，缺乏人性的细节。
这差异或许来自南北地理性格的不同，福建人广东人，生活在向海的地方，眼睛里看到的是绿树和红色的大花，地理性格属于热烈、务实一路。东南卫视有一档《海峡午报》，几乎是这种性格的具体呈现，蓝绿打架，市县政客跳淡水河博人气，小吃店用帅哥店员招揽顾客，中学生在毕业典礼上cosplay吴淑珍——再没看见过那么富有烟火气的新闻。稍北一点就不行，韩国新闻，永远看得见一片黑压压的衣服，白亮的灯光，动辄有人自杀了。气温高一度低一度，纬度多一分少一分，性格迥然两样。
最重要的原因，则是我们在取消世俗生活的境况下生活了几十年。阿城说，中国文化基本就是世俗文化。但，这几十年时间里，世俗文化世俗生活均在被扫除之列，建筑得是整齐划一的，会议室里的杯子得在一条线上，电影里的古代士兵也要走成团体操，阳台上不能晾衣服，夜市一直被当做毒瘤，人们乐于取消人性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