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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一路嗤嗤地冒着火星，向着夜空去了，以为破了这层大气就到头了，却还有余力穿过又一层大气，虽然是劳作，整个身体却都成了行乐的工具；遇到写得费力的，创作者当时的焦躁、不自信，甚至身体上的不良反应，也不免一一前来，他口干舌燥，腰背酸痛，他拖延着不肯开工，写作中间，还不时勘察进度。
《海市蜃楼》属于前者。摄影师在海市蜃楼中，看见了神秘的异族美貌女子，从此念念不忘，抛家舍业去新疆大漠做无望的搜寻，途中体验了异族的风俗，遇见了被他忽略的爱情，也遭遇了匪帮，然而，揭掉嗜血匪首面纱的刹那，却发现那正是他的梦中人。这故事，动机、立意、起承转合，全都新颖锐利酣畅淋漓，二十三年前固然令我惊艳，二十三年后依旧。它虽然不能算彻底的原创——它改编自倪匡的《虚像》，但它舍掉了小说里的幻想色彩，把阿拉伯改做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新疆，加入民俗风情，浸满世事人情，更结实，更显醇厚，也更有说服力。
二十三年里，每次重看它，一直在想，徐小明写这个剧本时，该怎么快意呢？故事背景改为新疆的念头闪现时，周围的一切，大概突然像被内心的特效处理过了，风沙、驼铃、香料的味道，和异域的音乐一起出现，让他不知置身何地。一种想要立刻抓住这个念头的愿望，过电般激起一身热汗。
但它一直没被翻拍，即便是在这极度缺乏好剧本的年月。大概因为，它不是它之前的那种香港电影，色彩浓郁，古怪斑斓，现在看来，至少也有文献价值，也不是之后的那种香港电影，有幽微的趣味，在电影语言和对香港城市文化的累积上都有贡献。它是一出极力消除出身色彩的通俗剧，无派无别，没人为它张目，也就没了重拍的由头。
何况，上世纪八十年代，多的是这种酣畅的故事。同样让我惊艳乃至念念不忘的，还有周晓文的《疯狂的代价》，两姐妹相依为命，妹妹遭遇强暴，姐姐耿耿的复仇念头，终于将周围所有人卷入其中。它是那种深沉的悲剧，却噱头十足，整个故事线索简单，却一气呵成。同样，这个电影也没被翻拍。即便翻拍，我怀疑，它们都会被拍得支离破碎，难以自圆其说，更缺乏内在情绪的支撑，让创作者写作时的不良反应在观众身上还原，像现在的几乎所有电影。
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2006年我生了一场大病，那之后不久，凑巧又读到保罗·奥斯特的小说——他所有的小说都在焦灼地述说“重创”，然后我明白了，一个人若突然心如死灰面色枯槁，一个人的生活状态若突然支离破碎前言不搭后语，必须要考虑重创的发生。对于电影世界来说，如果是一两个创作者失去讲故事的能力，那只是他们的问题，如果这种情况同时发生在所有的作者身上，那么必然是时代的问题，一定是时代在什么地方出现了重创，让他们语无伦次自信心丧失，让观众隔着屏幕也能体会到当时的口干舌燥勉力为之。
我不知道这个神秘的重创发生在何时，又是以什么形式发生，却能感受到它的后果：银幕上那一个个让我浑身干燥如坐针毡的、碎片般的故事。
信息球
《天水围的日与夜》二零零八年
看到有人批评许鞍华的《天水围的日与夜》，大意是这样的电影太淡，缺少信息量。
《天水围的日与夜》什么都缺，唯独不缺信息量。担任编剧的吕筱华，在剧本里详细写出了剧中每一餐饭的细节，心领神会的许鞍华，一顿顿予以还原：独居的老太太买来一捆青菜，分作两顿炒；母子俩每餐必有青菜，以及以鸡蛋为主料的菜肴，唯一一次有肉，是聚餐之后打包带回的乳鸽；更有神来之笔，母子俩上一餐饭的主菜是老太太送的花菇，下一餐饭，一只花菇单独盛在小碗里——大约是上顿的剩菜热来吃。看《天水围的日与夜》，像在球场上接球，对方闲闲地发球，我这边却接得手忙脚乱，只听见四周都是“嗖嗖”的声音，信手接一个来，已是万幸。觉得它信息量匮乏的人，大约是一种精神上的透明人，什么东西都可顺利穿过身躯，并且不留痕迹。
也看见有人批评我朋友写的影评，理由也还一样：缺乏信息量。他渴望看见的影评，大概应当密布戈达尔的生卒年份、巴赞创办《电影手册》的经历、《香港制造》用掉多少尺胶片这类的资讯，而不应当提及女友的爱情和剧情的相似，更不应当感叹剧中的风景与上次举家出游时的所见约略相同，篇尾提到阳台上的花，写作时下起了雨，更是死罪。
其实，实未必是实，虚未必是虚，宏大的未必真宏大，细小的未必只意味着细小，数字不是我们看见的那个数字，信息不见得一定要以信息的面貌出现，只有见山是山的年纪，才希望第一时间知道哪里起了大火、谁死了、美国大选的结果，才以为信息必然是数字、经过和所谓干货。
他人的生命体验，就是信息。报纸副刊上，籍籍无名的作者，回顾他的知青生活，写到某个去镇子上看电影的晚上，在山坡上看见了村子里的灯火，突然走不动路，那个晚上的所有讯息，一下扑面而来；论坛上病友的妻子，发帖讲述丈夫患病后的生活，为了加快他康复，他们改掉动辄下馆子的习惯，在家里开灶做饭，又担心吸入油烟会致病，“每天都吃一只苹果”，算作清肺，他们的生活景象，顿时在我身边复活——我从此每天都吃苹果。
见山不是山之后，我懂得在那些看似清淡，但却浸透他人生命体验的文字和影像中摄取信息。侯麦电影里的话痨，贾樟柯电影里的汾阳，还有《杂货店家的儿子》这样的电影，故事简淡到几乎没有，然而，从实处看，可以看到普罗旺斯山区的物价，法国村镇居民的生活方式，从虚处看，可以看到父与子的冲突与理解、事业的困守与突围、传统的承继、空巢老人问题，以及家庭观、爱情观，甚至何为幸福感。
人生长度有限，让这长度变为两倍或者三倍，最好的方法就是汲取他人的生命体验。不过，载着他人体验的信息球到处都是，时时刻刻带着“嗖嗖”的声音从身边经过，只看你有没有发现的眼睛。
贰 回不到水的水
回不到水的水
胡因梦
有两种方式，可以为那些以身心修炼为帜者提供说服力，一种是持续不断的清寂生活，另一种是浮华尝遍后的陡然转身。胡因梦大致属于后一种。她家世良好。父亲胡赓年，沈阳人，本姓瓜尔佳，属满洲正红旗贵族；母亲璩诗方，老家安徽桐城，也属名门。抗战时，独居重庆歌乐山的璩诗方，在友人家里见到胡赓年，在她眼里，他唇红齿白，“样子好看得沁人”。她一天一封情书寄往沈阳，那时，胡与第一任太太潘玉璞虽已分开，却还存复合可能，见此情形，潘远避美国。璩诗方随后也脱离了她的丈夫——她一直嫌他不好看，两人从此成了胡先生胡太太。
胡因梦生在台中，少年时，因为沉迷存在主义、禅、李敖和占星学，在辅仁大学德文系读到大二便退学，偶遇导演徐进良，出演《云深不知处》，从此成为演员，十五年时间，四十部电影作品，1977年，在琼瑶片《人在天涯》里出演配角，获得第十四届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奖，1986年，因主演《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被亚太影展评为“最受欢迎明星”。
这种光洁明亮的人家，一旦古怪起来，就会格外古怪。她的父母坚信，是修藏密和太极拳的气功师，以及开了第三眼的皮肤科大夫，用气功医治好了她母亲的输卵管堵塞，促成了她的出生。她母亲，在麻将桌上耗了半辈子，又极吝啬，“买来的新毛巾她也舍不得用，全都叠在抽屉里，偶尔拿出来欣赏几眼，用的还是那两条像抹布般的旧毛巾；五斗柜里的罐头放了十年还不扔，豆芽剩下两根也算一道菜，残余的口红仍然用簪子挖出来当胭脂抹，一抹抹了六七年”。她和她母亲的关系，让人想起《钢琴教师》和《小团圆》，在控制和反控制上纠结了许多年，她母亲认为台湾唯一配得上她的男人只有李敖的时候，她不肯嫁给他，等到她母亲反对他们来往，她欣喜若狂地连夜嫁给了他。
两人的婚姻只维持了不到四个月，骂战却持续了三十年。自传里固然是要写的，电视里也要一遍遍地述说，洁癖、神经质、纱窗上放菜板等等段子，多次重述，字句都一样。2006年10月，胡因梦登上《鲁豫有约》，说两人离婚是因为李敖侵吞朋友萧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