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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能引起那个年代的共鸣，尽管这共鸣只有短短的一刹。
须兰会怎样去做？
《投名状》看到最后，字幕表里有一个令我惊奇的发现，担任本片编剧的有八人，而打头的一个竟是须兰。后来看到陈可辛在采访里说，须兰给了他很多灵感，包括“投名状”的概念都是须兰提供的。
有了这个发现，再回想起《投名状》。几乎可以确定，其中莲生被杀前，那段又紧张、又恍惚、又血腥的独白，一定并且只能出自须兰笔下：“我要把这个窗帘弄好，你见过这么好看的纱帘吗？我都十几年没见过这样好看的纱帘了，我昨天在铺里还看了一个红色的，我想要绿色的，也想要红的。我问二虎怎么办呢，二虎说，今年绿的，明年红的……”
须兰是谁？百度百科上的解释如下：“性别，女；出生年月，1969年；上海嘉定人。大专毕业。1990年参加工作，任上海汽车齿轮厂宣传部干事。1992年开始发表作品。199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武则天》，中短篇小说集《须兰小说选》、《樱桃红》、《思凡》、《宋朝故事》，中篇小说《闲情》、《纪念乐师良宵》，短篇小说《石头记》、《少年英雄史》等。”
非常简单，却也并不简单，她二十三岁就已成名，作品数量、质量都很惊人。1993年，张艺谋想要拍摄《武则天》，向苏童、格非、须兰、赵玫等人布置下同题作文，导致市面上同时出现五部名为《武则天》的小说。其中须兰和赵玫的《武则天》合集封面上，印着“张艺谋为巩俐度身定作拍巨片，两位女性隐逸作家孤注一掷纤手探秘”这样的字句。
“隐逸”两个字用在须兰身上，是准确的。在文艺烟尘滚滚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她的作品却在渐渐减少，行踪日趋飘忽。1999年11月，她在四川郫县参与电影《诗意的年代》的拍摄。2001年6月与上海作协签订《签约作家协议》，此后就绝灭了音讯。在小范围传播的小道消息里，她去了香港，成为某位财经女作家的枪手，偶然在一些编剧作品上署名，例如《我要活下去》。而《投名状》之前她的最近一次露面，是前两年出版的随笔集《黄金牡丹》，由发表在《万象》 上的文章结集而成，不过六万字，专事考察古代器物。
这些经历是不是让人想起另一个人？上海，二十三岁成名，突然消失，香港，成为编剧，隐逸生活，详勘古籍古物，这些关键词是不是让人想起张爱玲？事实上，须兰的所有文字，都酷似张爱玲，而她和张爱玲的其他女弟子不同之处，在于她渐渐连自己的生活都在向张爱玲靠拢，让自己的半生成了一部“仿事体书评”（国内书评家创造的书评术语，藤原琉璃君原创，黎戈意会为“就是用平行于所评书籍的行为，来外围阐释此书”）。
过度关注一个人，是不是会让自己的一生亦步亦趋，形成一条平行的轨道？就像陈晓旭对林黛玉的关注，开始是假的，渐渐成了真的，后来成了要命的。而我们那些所谓的命运，是否也不过是心理暗示，是对历史上那些人生涯的戏仿？柏拉图会怎样去做？饭岛爱又会怎样去做？保罗·奥斯特会怎样去做？海克特（保罗·奥斯特《幻影书》中人物）又会怎样去做？
对于生活，我们一向是有样学样，摸着石头过河，所谓命运，或许不过是我们学习的结果。
蝴蝶的纪念日
11月25日，是“国际消除对妇女的暴力日”，之所以选定这个日子，是因为多米尼加的米拉贝尔三姐妹多年前在这一天遇害。
米拉贝尔三姐妹生于多米尼加的小康之家，家中有三个女孩，她们分别是老大、老三和老四。三女儿米娜瓦在家庭和多米尼加现实的催化下，早早觉醒，进而影响到大姐与小妹。但热衷于在公共事务中露面的米娜瓦，却被当时的独裁者特鲁希略看中，他在贪婪暴虐、穷兵黩武之外，还异常好色。“他坚持要占有每一个部长的妻子，据说是让她们明白‘谁才是真正的主人’。”特鲁希略派人将一封舞会请柬送到米拉贝尔家中，邀请他们全家参加舞会，毫无意外地，米娜瓦在舞会上拒绝了特鲁希略，全家人还趁一场骤雨逃脱。但第二天，米拉贝尔夫妇和米娜瓦就被逮捕，两周后，他们被释放，但这还没完，此后他们又几次入狱，这最终导致了米拉贝尔老先生的死亡。
三姐妹后来都陆续和反特鲁希略统治的青年结婚，并成为民众的精神领袖，人称“彩蝶姐妹”。他们的组织甚至在1960年策划了一次刺杀特鲁希略的行动，行动宣告失败，成员陆续入狱，特鲁希略迫于国际压力将女性成员释放。此时特鲁希略已经七十岁，身陷四面楚歌、风声鹤唳的局面。他理所当然地，将这一切都归罪于反对者，尤其是拒绝了他并且反对他的女人们。
1960年11月25日，三姐妹去监狱看望她们的丈夫，回家＇文＇路上遭到＇人＇劫持，死于＇书＇乱棒之＇屋＇下。凶手随后伪造了一个车祸现场，官方报纸也说，她们死于车祸后坠海。特鲁希略则在事后去了三姐妹丧生的悬崖上，得意地说了一句后来被载入史册的话：“米拉贝尔姐妹们就死在这里。她们是多么好的女人啊，但她们却是如此不堪一击。”
但不堪一击的未必是这三个弱女子，半年之后，特鲁希略被暗杀，他的政权宣告瓦解，让多米尼加在地狱烈焰里炙烤了三十年的特鲁希略恐怖统治总算过去。虽然特鲁希略垮台更多是因为他的过分暴虐导致的内外交困（美国抽去了对他的扶持和支持），但人们更愿意理解为，是三姐妹之死，为他添上了最后一根稻草，并理直气壮地将三姐妹之死和他的垮台视为因与果。
三姐妹的生平在2001年被马里亚诺·巴罗索拍成了电影《蝴蝶飞舞时》（In The Time Of The Butterflies，又译作《蝴蝶女郎》，或《烈焰飞蝶》），由萨尔玛·海耶克主演。电影囊括了三姐妹生平大事，上述情节，在电影里都可以看到。最后一幕，是乱棒与三姐妹躲闪的身影，随即画面上就飞起一群蝴蝶，也许是比喻香魂化作了蝴蝶，给愤懑难平的观众一点安慰。2005年的电影《山羊的盛宴》则再一次提到了三姐妹的故事，而这个电影的主人公，却是一个足以与米拉贝尔姐妹的命运进行对照的女子，她耿耿于怀的，是父亲竟会把自己作为礼物献给特鲁希略政权的当权者。可见，世事艰难时，最艰难的还是女性，在暴虐和淫靡的气氛之中，女性的命运也常常趋同。
命运如此沉重，如此无可避免，但为什么我们乐于用轻盈的、美丽的、脆弱的蝴蝶作为一切坚韧的女性的象征？也许是因为我们能以蝴蝶之轻盈，比照出现实的污浊，以蝴蝶微弱的力量卷起的风暴，说明现实的沉重也并非难于撼动。
这风暴还在继续，但远远没有终止。从1981年起，妇女问题活动家就将米拉贝尔三姐妹遇害的11月25日定为反对暴力日。199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这个日子定为“国际消除对妇女的暴力日”。
这是个蝴蝶的纪念日。
遥看《窗外》
在台湾地区禁映三十五年之久的1973版《窗外》，被林青霞以“意思意思而已”的价格买下版权，在2008年7月的“宋存寿电影文物暨作品回顾展”上重见天日，想要领略林青霞十九岁芳容的人立刻在电影院外排了长队。
1963年，二十五岁的琼瑶凭半自传体小说《窗外》一举成名。1964年，陆建业的中国育乐公司买下了《窗外》电影版权，拍成黑白电影，由崔子萍导演，吴海蒂和赵刚主演。电影上映后，琼瑶的母亲对自己被描绘成不近情理的母亲极为不满，绝食几天几夜。1972年，陆建业再组八十年代有限公司，又要重拍《窗外》，害怕家中再起波澜的琼瑶与陆建业打了一场一波三折的官司，最后双方各退一步：琼瑶同意继续拍摄《窗外》，但不同意在台湾公演。由宋存寿导演、林青霞和胡奇主演的《窗外》，最终只在香港及东南亚上映。所以，林青霞的处女作是《窗外》，台湾人第一次看见她却是在她的第二部电影《云飘飘》里。
为什么是1973年呢？为什么要在1973年前后重拍《窗外》呢？1973年，在台湾电影史上，是特别的一年。这一年，台湾将胶片进口税率降低为13％，台湾影片娱乐税不得超过30％，在这样重大的利好消息刺激下，台湾当年的电影总产量第一次达到了世界第二。而琼瑶片的重要导演李行，在1965年拍过《婉君表妹》和《哑女情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