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并非因为香港人从未在银幕上窥见过春色，恰恰相反，“风月片”在曲折深巷的香港已经畅行三十年。电检尺度犹如藏宝密室里的红线，时隐时现。1988年底，香港实行电影分级制度，划分为第三级的影片禁止十八岁以下观众入场观看。从此后，春色血色都更加名正言顺，几乎酿成银幕热潮。而李丽珍的被瞩目程度之所以超过众多艳星，皆因为，她曾是玉女。如梁文道先生因“艳照门”而写的文章《谁更虚伪，是玉女还是她的消费者？》所说，玉女是父权社会的目光注视下，“一种怪异的不合常理的处女形象”，有曲折的性吸引力，是更为强烈的欲望的投射对象。
就好像，日本艺伎一定要在脸上涂抹厚厚的脂粉，也一定要恰到好处地露出一段本色的脖颈。那段脖颈提示着她的真身，寄寓着某种可能性，更加激发男性探个究竟的愿望。玉与欲，并无差别，玉不过是欲外面那一层薄薄的瓷胎。
而出道晚于李丽珍，同样借助三级片成名的舒淇则发誓“我一定要把脱掉的衣服，一件一件穿回来”，并终于说到做到。她两次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后，又获得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同一个人，可以在玉女和欲女之间如此自由穿梭，观众有点糊涂了，双面夏娃接连出现，玉女神话终于渐次穿帮。
“艳照门”提示了玉女最后的倒掉，但“玉女”不会消亡。玉女存在的最高价值就在于最后的倒掉，因为塑造与供奉不是神话的完成，摧毁才是。如同沙滩筑堡，筑得越精美，推到的时候越痛快；也如同供奉玉女，供得越久，玉女倒掉的时候也越快乐。就像那些当张柏芝和钟欣桐是玉女的人们，一边痛惜，一边要找照片来看。反差越巨大，越快乐。
寻找蔡琴
我们一班朋友，曾经玩过一个游戏，在那些老电影里，寻找那些惊鸿一瞥偶然闪出来的人，例如蔡琴。
在杨德昌的《青梅竹马》中，她是主角；在《独立时代》里，她真如传说中那样，担任的是美工；在关锦鹏的《地下情》里，她是配角。更别提许多首电影主题歌，许多次片尾曲。而引她走进电影的，是她的“民歌干将”身份。那正是八十年代，民歌、爱情文艺片营造出了一个“美好年代”的气氛，那样百废待兴的、胸口长出一口气的年月，犹如里敦·斯特莱切在《维多利亚女王传》中所说：“快乐给每一天镀了金。”这镀金年代，什么都是新的，什么都需要尝试，由此，就能及彼。她是那个由此及彼的时代的女主人。
但，几年前的“民歌三十年”的演唱会后，孙孟晋却说：“还好，蔡琴没参加。这个女人这些年的歌路是我非常讨厌的，看上去怀旧情调，其实非常恶俗。”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因为他说出了我一直以来的疑惑。她是最能审时度势的常青树，实体唱片消亡的年代，她转开怀旧演唱会，听众爱听什么，她就唱什么，即便出唱片，也不过是一首接一首翻唱四十年代“时代曲”——那样成本低，音效和制作诉求上，务必接近“汽车音乐”，这大概是实体唱片最后的一块绿洲了。她承认了周遭的变化，容忍了自己的趋时和迎接。
她只是标本之一。这些年来无数这样标本一般的人、标本一般的事，都让我在读保罗·奥斯特的《幻影书》时心胆俱裂。《幻影书》主人公是默片时代的谐星海克特·曼，在默片时代将要结束的时候——也是大萧条将要来临的时候，遭遇了强烈的重创——他的未婚妻杀死了他的情人，在悄悄处理了尸首之后，他在被发现的恐惧中选择了自我放逐。他隐姓埋名，他做苦工，他戴上面具去做色情表演。在一次银行抢劫事件中，他遇到了他后来的伴侣，他们在沙漠里建造了一个庄园，在那里拍摄电影，并立下遗嘱，要求家人在他死后焚毁他拍下的影片。他意识到，人生必须不断开始，生了又死，死而后生；虽然已经在动荡中，但还有更大的动荡等在那里。一次一次的动荡累积成重创，使人生有如幻影。与其由时间销毁自己存在过的人证物证，不如自己主动进入这种绝望。
所以，《幻影书》卷首引用了夏多布里昂的那句话：“人不只有一次生命。人会活很多次，周而复始，那便是人生之所以悲惨的原因。”就像蔡琴，就像许多人，即便颠倒众生过，也还是没有一劳永逸，永远要重新开始，重新进入动荡，重新寻找，重新赢得欢喜。在别处，也还是一样，难以割舍的必须割舍，难以适应的还要重新适应，还要用所剩无几的温度和气力，去暖热怀里的新人，去暖热一所新房子。即便安稳尚在，也知道那只是刹那，也难免惴惴地望向前方，不知道还有什么动荡要来，还有什么命运需要倾尽全力去迎接。
现在，我们已经不做“寻找某某”的游戏了，找到的，其实已经不是那个人。
欲比死更冷
世界艾滋病日临近，想起了周天娜。
“第一位在公开场合宣布自己患上艾滋病的著名女性”，她死后，人们如此为她盖棺定论。但其实，她赢得这样一个头衔之前的一生，非常精彩。她父亲是驻日美军，母亲是日本影星，两人结合生下周天娜姐妹。周天娜生在日本，却在美国长大并受教育，儿童时代，就已初露锋芒，姐妹两人一起在以父母恋情为蓝本的电影《是一个日本战时新娘》中出现。一家人有浓厚的东方情结，父亲在美国经营的就是日本竹织品，又在周天娜十五岁时候携全家返回日本。
东方面孔、西方身材让她迅速成为模特界的璀璨宝石。上世纪七十年代，她又获服装设计大师不遗余力的提携，终于扬名国际，又由该大师穿针引线，结识年长她十二岁的周信芳之子周英华。两人1972年结婚后，风助火势，火借风威，立刻成为上流社会的宠儿。1978年纽约周氏餐馆的开张，更使两人的声誉达到顶点，两人社交手腕高明，餐馆里聚集的尽是明星名流，去周氏餐馆成了一时风尚。
不必把注意力集中在事业上之后，两人有了足够的时间精力互相审视，发现彼此并不适合。于是周天娜独自回到巴黎，与服装界旧友厮混，他们的生活看似华丽刺激，其实放低来看，骨子里不过是混乱。周天娜经历了这样的生活的召唤，更加不可能与丈夫复合，于是两人在1989年分手。也是同年，她被查出患有艾滋病。她坦然地向社会各界正式宣告了自己的身体状况，却拒绝接受西医治疗，只在宗教和饮食里寻求帮助，并开始处理后事：周游世界，散财产，捐医院，直到1992年1月魂归离恨天。随后她的家人发布声明，说明她的病因：“很可能是与巴黎一个双性恋男子发生短暂关系而被传染病毒的。该男子已经因艾滋病于1990年去世。”
这精彩一生，本应继续精彩下去的，到六十岁、八十岁，像奥黛丽·赫本那样，在某一出电影里，以老天使的面貌出现，却终于没能继续。她最后的住所，是加州断崖上的豪宅，面朝太平洋，却看不到春暖花开。
再往前追溯“第一个”，还有洛克·赫德森，好莱坞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银幕偶像，却在1985年，成为“第一个因艾滋病去世的名人”。他的传记，从此只在他五十九年生命里、在欲望国度的冒险上着笔。这张艾滋名人的名单上，还有“皇后乐队”主唱弗雷迪·默丘里、德里克·贾曼、米歇尔·福柯、罗伯特·曼普尔索普，太多的爱，不仅葬送了他们（“皇后乐队”的纪念之作《Too Much Love Will Kill You》），还让他们的声名，从此与艾滋牢牢联系在一起。
勃朗宁夫人曾写： “ 不是死， 是爱。” 为自己被爱拯救的生命惊呼，而不加甄别的欲望，貌似是爱，却原来，不是爱，是死，甚至比死更冷。
身份的焦虑
1997年1月，张国荣在复出演唱会的最后一场演出中，表白了自己。
他先做了若干铺垫，宣称：“只要我开心，外间无权过问，我只会做回张国荣。”在唱《I Honestly Love You》一曲时，又望向台下的唐鹤德先生，最后，他借《月亮代表我的心》向数万歌迷表白心意：“唐先生是妈妈以外，我生命中至爱的人！”
而在此之前，他的身份已经呼之欲出，缺的只是当事人自己的一个肯定。为这一个肯定的答复，他已苦心地、耐心地做了许多铺垫。从歌到电影，到处都是玄机，比如“从那天起我恋上我左手，从那天起我讨厌我右手”、“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多么高兴，在琉璃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