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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游戏》二零零八年
例外状态
杰西卡·兰格主演的《弗兰西斯》中，有一幕令我异常震撼。
影片根据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女明星弗兰西斯·法默的生平改编而成。主人公弗兰西斯·法默少年时就因为写作成名，三十年代进入好莱坞，顺利地成为明星。但她性格暴烈，屡次与别人起冲突，并渐渐走向极端。她会在片场失控发飙，与制片公司对抗，最终被母亲送进精神病院。最令人震撼的段落就在这里，在精神病院里，她被切除脑白质，成了看护们的泄欲对象。看护们向混混和士兵们收费，并在夜间放他们进来，排队凌辱弗兰西斯·法默。在精神病院里，她待了十一年。
在《杀死比尔》中，也有类似的情节；而在《换子疑云》里， 精神病人仍旧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对象。不听话的，就会被送进“18号房间”——那是一间电击室。
普通人也默许了这种状况的存在。我同学的母亲，是个有几分能耐的女人，为了感谢她家的保姆长期伺候她瘫在床上的老父亲，在老父亲去世后，设法把这位从乡下带出来的、小学尚未毕业的女孩子送去当了护士，但普通医院显然是进不去的，怎么办？可以去精神病院。“反正精神病人也不知道痛，扎错了针，也不怕，而且他们说了也没人信”，她很自信地说。
上述状况，在正常状态下，是不被允许的，即便最虚伪的法律，也会对那种恐怖的轮奸进行追究，即便最强横的医院，护士玩忽职守也会被投诉。但在那里可以，那里是一个真空地带。所有的规则，在别处可以得到执行，那里却是个例外。
为什么？
梁文道先生在文章中，曾转述过意大利思想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例外状态》一书中的观点：“所谓的‘例外状态’，指的就是那种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受到威胁，正常的法律和它所保障的权利要被暂时终止的状态。”这本该是种非常状态，但是，“阿甘本大胆地宣称，在现代社会里面，例外状态不是一种非常的局面，而是一种政治常态。”文章中还举出了几个将“例外状态”发挥到极致的例子，例如希特勒对《魏玛宪法》第48条的利用（“如果德国的安全和公共秩序受到严重干扰和威胁，帝国总统可以采取必要手段去重建安全和秩序，必要情况下可以使用武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可以完全或部分地悬搁第114、115、117、118、123、124和153条确立的基本权力”），美国在关塔那摩湾设立的禁闭营，等等。
战争、危急局面、社会动乱，是发生在国家身上的“例外状态”；而疾病，尤其是精神疾患，则是发生在个人身上的小规模的“例外状态”。当一个人被宣判为对周围人有害，或者有潜在的危害，就等于进入了这种“例外状态”，外人可以对他为所欲为。
就像弗兰西斯·法默在精神病院里的十一年，在那里，秩序都失灵了，法则全部无效。她遭遇的是某种铁律：先剥夺你作为正常人的属性，继而就可以剥夺你作为人的属性。
疯人院里的悖论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电影《换子疑云》根据真实事件改编：1928年，在电话局工作的克莉斯汀·柯林斯的儿子失踪了，被指办案不力的警察局，迫于舆论压力，胡乱塞了一个流浪儿给她，要她承认那就是她的儿子。她拒绝了，因此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在精神病院里，医生告诉她，要想早点出去，就得在一份声明上签字，承认那个孩子是她的儿子，否则就得继续待下去，甚至得接受恐怖的电击治疗——这里面有个悖论，她不是被当做疯子的么，为什么她在签声明时又被当做是正常的？她签的声明也被当做有效的？和她一样违反了“第12条法规”的女人也告诉她，如果想要早点出去，就得承认自己是精神病，要吃得下，睡得香，表示自己被治好了，不承认自己的精神问题是没用的，因为“精神病人都不承认自己有精神病”。
这种精神病院里的悖论，实在看着眼熟。前几年，一个叫熊亮的警察，被送进精神病院，强制治疗203天，他被送进去的原因，是他和同事、上司相处得不够好，他们请人为他做了鉴定，然后决定了，他患有“偏执性精神病”。精神病院里每天都要吃药，吃完药，还要张开嘴，喊“啊——”，让医生确认药被吞下去了。那里有的是真疯子，盯着人看，眼睛发红，要打人，实在没办法，就对打。
要离开那里，办法只有一个：“要承认自己有错，还要承认自己有病。”这是个严重的心理关口，他度过了这个关口，承认自己有病，过几天，他又反悔了，所以只好继续待在里面。后来，他又一次承认自己是疯子，这总比让真疯子红着眼睛瞪着要好。于是，他离开了那里。这里面矛盾重重，其中之一是，为什么他在承认自己精神有问题时，就被当做有行为能力的？难道他特意清醒片刻，就是为了得出一个不利于自己的结论？
他们能被送到精神病院去，我也就有可能。我写的这些东西，我和周围人的相处，我每天上网超过六小时，都有可能让我被送进去。甚至不需要过分兴师动众，只要两三个人，叫一辆车，就能把我捆起来，送进第五人民医院。我没有办法证明我不是疯的。我沉默，那是疯的；我凝视，那是疯的；我说话，条理清楚，也是疯的；我极力声辩，也是疯的；我怒不可遏，并用烟灰缸砸向为我做鉴定的医生，也是疯的。只要有人为我冠上“疯子”之名，我就再也难以挣脱它。疯，不能化验，不能做CT，不能做彩超，疯不疯，由人说了算。
所以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说：“现代精神病院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权力机构。”它最强大之处在于，即便悖论重重，也能烟视媚行地存在下去，以精神世界的混沌为由，找到行使权力的理由。
1991年12月，联合国通过了《保护患精神疾病的人和改善精神卫生保健的原则》，但我想，疯不疯，人说了算，人说了算的事，也只有人说了，才不算。一旦被当做疯子，上哪里去找这个说了算的人去执行联合国的保护原则？我们要悄悄地，踮着脚尖走路，或者学猫那样，让脚上生出软垫来，不引起这个地方的注意。要知道，目前，咱们和精神病人的唯一区别就是，不在精神病院里。
裸露在狼群
欧美电影里，有个非常熟悉的词：证人保护计划。
《蒸发密令》中的施瓦辛格，就是FBI证人保护中心的官员，他的职责是保护即将上法庭作证的女证人。加拿大电影《保护行动》则展示了庭审之后的保护步骤，证人将被转移到新的城市，拥有新的名字，甚至获得军事情报专家这样亮堂的新身份。“证人保护计划”实在深入人心，言情片里，男主人公决定吐露身世，吞吞吐吐地说“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时，女主人公一副了然于胸的样子：“我知道，你是某个证人保护计划的保护对象！”
美国的证人保护制度真实存在，这个制度始于1960年的打击有组织犯罪中的证人保护行动，由当时在联邦司法局有组织犯罪与诈骗分局工作的吉劳德·苏尔（Gerald Shur）创建。1970年的《有组织犯罪控制法》使它作为法律制度正式生效，由于执行办公室叫做马歇尔办公室，因此人称“马歇尔项目”。他们的职责，和电影里看到的基本一致。
从前对好莱坞电影里的证人保护计划并无感触，也没打算了解。直到2001年7月。有天晚上，从单位加班出来，遇到抢劫，所幸的是，相距不到二十米的露天啤酒摊子上，有一群退伍老兵在聚会，他们立刻奔过来，和我一起打车狂追，把五个嫌犯一起捉住。但惊悚的一幕出现在派出所里，我被要求在一间房子里，在相隔不过五十厘米的情况下，挨个指认这五个人。他们凶狠的眼神使我幼小的心灵饱受冲击，笔录做好后，就随便地放在桌子上，进进出出的人都可以翻看。我就是在那份笔录上，看到了作证的出租车司机的姓名电话和详细住址，第二天向他致谢。
但我同时也想到，既然我可以这么轻易地看到这些资料，嫌犯和他们的家属想看大概也不难。我心有余悸地向我的朋友请教——他的父亲在本地司法系统担任高层，得到的回答是：“那几个人的家里人马上就会出来捞人，你根本没机会上庭，以后要小心点。”他还告诉我，有的受害者当天晚上就会接到嫌犯家属的电话，有的是威胁，有的是“孩子还小放条生路”之类。果然给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