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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去世后，陶希圣在《胡适之先生二三事》中，也谈到了胡适写作的特点，是连带思想一起说的：
适之先生的思想与写作的特点，一言以蔽之，就是“清楚”。把问题搞清楚，把事实弄清楚，把话说清楚，这就是他思想与写作的态度和精神。他是平实温和的人，但是他对待一个重大事件，立场坚定，态度明白，语意清晰和严谨，断乎没有一点含糊。他无论什么场合，一片谈话，一篇演讲，轻松时有意义，有兴致；严重时也有立场，有风骨。昨天中央日报社有这样的话，“胡先生在学术上不立异，不苟同；不自立门户，亦不沿门托钵”。我以为是恰当的。今天要评判胡适之先生，最低限度是把这一位思想、文章和行事明白清楚的文学和哲学大师，说得明白清楚，不要作浮滥的标榜，或是笼统的攻击，尤其是歪曲的附会。（《追忆胡适》第119—120页）
梁实秋在写文章上是很自负的，独独对胡适的文章很是佩服，在他看来，能用那样轻松的白话文，把道理说得那样清楚，是很不容易的，几乎可说并世没有第二人。
这样看来，清楚，明白，通畅，可说是胡适文章的显著特点。确也是的，读胡适的文章，给你的感觉是，没有说不清的道理，除非他也不懂的，没有表达不清的感情，除非他也没有的。这样的文章，看起来容易，实际是很难的，没有扎实的知识，没有清晰的思想，没有对自己的自信心，没有对社会的责任心，是写不出来的。当然，也不必讳言，胡适的文章，多是思想的辨析，文采上感情上，有他的欠缺。梁实秋在《谈志摩的散文》中对两人的文章做过比较：“胡先生的文章之用心，偏向于思想处多于散文艺术方面；志摩的用心，却大半在散文艺术方面。”
还是看看胡适的文章吧。《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胡适的一篇名作，发表之初就受到李大钊等人的质疑，后世受到的非议就更多了。是他一九一九年七月写的，属他早年的文章。收入《胡适文存》第一集。
一开头先说，不久前他在《每周评论》里说过，现在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在社会的需要么？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这些话，引用的是《每周评论》上的原文。
接下来说，他的这种议论，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但是前几天北京的几家安福部（一个亲日的政治派别，也叫安福系）的报纸上，还有日文的《新支那报》上，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研究会”的办法。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但是他看了这种消息，发生一种感想，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什么教训呢，可分三层说，便是：
第一，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办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胡适文集》第二卷第249—250页）
他的看法提出来了，怎样论证呢，这就看出胡适思想的清楚了。他说，这三条合起来看，就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影响，呈现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原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它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了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比如“社会主义”这个名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这样一来，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都可用这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胡适的文风（3）
于此可知，胡适并不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他只是认为，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不能空谈主义，一定要研究和解决中国实际的社会问题。至少他的“少谈些主义”，不是专门针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那个时期，国门刚开，涌进来的各种主义，真可说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为了尽量充分地说明自己的观点，胡适又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当时好多人都常挂在嘴上的“过激主义”。他反问道：现在中国有几个人知道这一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锟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表示查禁“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过激派到了中国了。”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胡适给别人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不是过激党胡适吗？”说完这些可笑的事情，胡适自己也笑了：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
前面说的这些，可说是少谈些主义。怎样纠正这种时弊呢，胡适提出了他的那个著名的观点：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
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胡适文集》第二卷第251页）
这样也就知道，这篇文章的题名虽然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的完全的意思，实在是“多研究些实际的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在他看来，中国有待解决的实际的社会问题太多了，空谈主义，是解决不了这些实际问题的。有哪些问题呢，且看：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胡适文集》第二卷第251页）
说到这里，由不得发了一通感慨：面对这么多的紧急问题，我们的舆论家，也就是评论家和研究家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洋洋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胡适这篇文章最为有力的地方，不在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也不在罗列了这么多的社会实际问题，而在尖锐地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