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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遗存了。比如杨敏曾，六十一岁，虽未查出他的履历，怕只能作如是观。朱宗莱即前面罗家伦提到的朱蓬仙。
这样，北京大学文科学术变迁的历史，也就大致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了。像傅斯年这样的优秀学生，舍弃黄侃这样的太炎弟子，投奔胡适的麾下，也就不难理解了。
要特别强调的是，留日学生，尤其是太炎弟子对北大学术发展的贡献是不可埋没的，也是不可替代的。他们取代桐城派老学究，可说是北京大学迈向现代化的第一步，也正是他们这些人的努力，奠定了北大的学术地位，为北大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尤其是国学门研究所，其组建之正规，成绩之扎实，多少年之后，仍引起后辈学人的关注。台湾学者陈以爱的《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就是一本这方面的研究专著。从上面的列表可以看出，国学门研究所的主任是沈尹默，教员即研究员有胡适、陈汉章、马叙伦、黄侃、钱玄同、周作人、吴梅、刘师培。除了胡适、吴梅等人之外，几乎全是清一色的太炎弟子。
北京大学学术流派的变迁（2）
对北大学术历史的源流，对太炎弟子的历史功绩，陈以爱有精到的论述：
20年代主导北大文科的太炎门生，多是浙江人。他们具有相当浓厚的旧学根底；又因留学日本，对西学也有一定程度的认识。这批学者于辛亥革命前返国，靠了同门的关系互相援引，在浙江各府中学任教。1913年后，主持北大校政的留日学者为了打击桐城派的旧势力，将这批太炎门生相继延揽到北大，使他们顿时成为北大文科的主流派，考证之学也因而成为文科的主要学风。当1916年底，章太炎的旧交、同样的浙江籍的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太炎门生的地位益形巩固。陈独秀、胡适在北大鼓吹新文学时，也因为得到不少太炎门生的响应支持，在《新青年》踊跃投稿，才使文学革命的声势大张，新文化运动得以席卷全国。曹聚仁谓太炎弟子是新文学运动期间“北京大学学术思想的中心，也正是领导新文化运动的重镇”，是有根据的说法。（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第324页）
胡适不光是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也是国学研究的倡导者，此中原委，陈以爱是这样说的：
1917年被聘为北大教授的留美学生胡适，在初进文科时，对这批太炎门生也表示相当的尊重。胡适治中国哲学史，对章太炎的相关著作十分熟悉，这使他与其他同事相处时，具有学术交流的共同语言。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国学”的研究价值与发展前景这些核心而关键的问题，引起学者的热烈讨论。面对西学的强烈冲击与挑战，胡适提出今日当以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以期在乾嘉考证学的基础上，将中国传统学术与西方的科学方法结合起来。胡适的这种融和中西的主张，获得大部分同事响应，“整理国故”立时成为传诵一时的学术新口号。（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第324页）
胡适对太炎门生的尊敬是一回事，太炎门生对胡适的态度又是一回事。可以说，从进入北大的第一天起，太炎门生对胡适其人就是有成见的。原因很简单，胡适是陈独秀向蔡元培力荐之下才来到北大的。在太炎门生们看来，陈独秀连当北大教授的资格都没有，竟当了文科的学长（文学院院长）。一九一九年四月，陈独秀辞职，表面看是因为私行不检，以致受到舆论与同事的攻击，不得不离开北大。实际上，驱陈最力的，乃是太炎门生的中坚人物沈尹默。沈看到安徽籍的陈独秀与同是安徽籍的胡适结为一体，预知必然对浙江籍的太炎门生们不利，必欲驱之而后快。正好陈独秀私行不检点，授人以柄，其去职也就成为必然。胡适学历高，人缘好，要下手就不那么容易了。但胡适也分明感觉到了来自太炎门生的压力，他所以要在短时间内完成《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正是为了在陈独秀去职之后，能在北大站住脚跟。若不是他表现得这么优秀，真说不定下一个被驱逐的便是安徽籍的胡适了。看看胡适最初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处境，也就可能想见，日后如果得志，胡适会对太炎门生持何种态度了。陈以爱说：
事实上，在整个20年代，这些留日的太炎门生不仅主导了国学门的发展方向，而且透过控制北大评议会，他们也具有左右北大校政的力量。相较之下，胡适虽曾出任《国学季刊》的主任编辑，但随着新文化运动以后胡氏在知识界声望的日涨，他和沈兼士等人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在双方关系迅速恶化的情况下，胡适在国学门逐渐被视为圈外人，对国学门的事务实际上是无法置喙的。（《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第82页）
有人或许会说，这些太炎门生也太霸道了，品质上也太差了。不能这么说。时代的更递，旧与新的不睦，本是历史的必然，不是谁的品质好，谁的品质不好所能改变得了的。
这样，就把新文化运动初期，留学欧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早期留学东洋归来的太炎门生合作的一面，不睦的一面，最终导致破裂的原因也说清楚了。综合两个方面，也就可以大致弄明白，为什么在五四运动中他们是并肩战斗的战友，“五四”之后没有几年，就起了纷争，最终分道扬镳。
近世以来，留学热潮和中国政局的变革，思想文化的嬗递，其中的关系是微妙的，也是豁朗的。
几乎可以说，每一次大的留学浪潮，过后都会在中国本土引发一次或几次大的社会变革。现代的社会理念，是中国本土产生不出来的。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要么去做官从政，要么去研究学问，被逼得没办法了要反抗朝廷，也不过是参与民间的起义，目的在另立朝廷，而不会想到以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去取代旧的社会制度。只有学习了西方的社会理论，才会有推翻封建制，建立共和制的理想，才会有废除专制独裁，实现民主政治的举措。大体可以这样说，清朝末年的那次大的留日浪潮，引发了辛亥革命，继而引发了民国初年的宪政运动。以《新青年》肇其端，以五四运动为高潮的新文化运动，则可以说是以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为主发动起来的。新文化运动的三位主将级的人物，蔡元培是留德的，陈独秀是留日的，胡适是留美的，这三个人不同的出处，绝不能说是巧合而不是必然。顺便提一下，从出生年份上说，蔡元培一八六八年，陈独秀一八七九年，胡适一八九一年，彼此相差十一二岁。从功名上说（假设学位也可算作功名），蔡是前清的进士，陈是前清的秀才，胡是留美的博士。这些也都是大可玩味的。后来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主要是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的参与。一九二七年国民政府成立后，这批知识分子对国民政府上层的改组，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北京大学学术流派的变迁（3）
凡事都不是绝对的。就是五四运动之后，也还有留日的潮流，只是与留学英美的潮流比较起来，已大为逊色了。
留学英美的浪潮，若不说更早的国派留学，可说是以一九○九年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为其起始的。一九一一年清华学校设立后，随着一批批清华学生的放洋，社会上也就掀起了一个新的留学浪潮。舒新城的《近代中国留学史》中说：“清华学校成立于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而美国退还庚款则始于一九○九年，故在清华未成立及未有毕业生以前，于是一九○九年八月，一九一○年七月，一九一一年七月，举行三次甄别试验，所考之科目皆准当时中学毕业入大学所需之程度，此三年所考取之人数，计第一年四十七人，第二年七十人，第三年六十三人，以后继续派送该校学生，至一九二四年已达六百八十九人。”胡适就是一九一○年考上第二批庚款留学生名额而去了美国的。徐志摩是一九一八年自费去美国的。梁实秋是一九二三年清华毕业赴美留学的，与梁实秋同船赴美的有谢冰心、吴文藻、许地山、顾毓等数十人。正是这一批又一批英美留学生的归来，将已然掀起的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推到一个新的高潮，一个新的境界。
太炎弟子入主北大文科，必然预示着桐城派的没落。
英美留学生的归来，也就必然预示着留日学生和太炎弟子的失落。
历史就是这样更替的，谁也阻挡不了。
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从中华民国教育部的朱红大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