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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到清华旁听（实际是偷听，因为不需办任何手续）陈先生的课，感到与以往所听的中外历史课大不相同，犹如目前猛放异彩，佩服不已。那时一起去听课的，有在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余逊、俞大纲（都已经逝世）。我们这几个青年都很喜欢京剧，下课以后，常常讨论说：真过瘾！好像又听了一场杨小楼的拿手戏！”罗香林也回忆道：“陈师对学生的爱护，真是无微不至，不但在学术上的个别引导，使学生个个都走向专门研究，能渐渐有新的发现的境地，就是对学生的日常生活，乃至于毕业后的就业情形，也非常关心。”
1946年，陈寅恪从欧洲回到清华，此时他双目已盲。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劝他休养一段时间，他不听，并要求在中文系也开一门课。雷海宗的助手王永兴劝他：“一门课已经够辛苦了，是否不要在中文系上课了？”他严肃地说：“我拿国家的薪水，怎能不干活？”送走雷海宗，陈寅恪立即吩咐当时在场的弟子王永兴，通知在历史系、中文系各开一门课，立即行动，不得有误。雷海宗不忍见到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来回奔波，于是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让学生到陈宅上课，陈寅恪应允。许多年之后，王永兴对陈寅恪这一做法曾深情地回忆道：“使我感动的是他那朴实而坚定的语言，他没有说过作为一个教师应该如何如何的冠冕堂皇的话，但是，他的身教要比那许多话高明得多。今天，我作为一个教师，虽学识浅陋，但仍要每学期开两门课，是因为每每想起老师身教如此，不敢懈怠。”
对于上课的过程，王永兴曾回忆道：“当时上课是在寅恪先生家里，一般有二三十个学生，上课之前他指定我在黑板上写史料，然后，坐在一把藤椅上，问我写了些什么材料，我一一和他说。没有材料，他是从来不讲课的。两黑板的材料讲完了，我于是再写。讲课之后，他常常问我这样讲，学生能接受吗？他常要我征求学生们的意见，然后再修改讲课稿。陈先生讲课精湛，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而在这背后的，是他备课的辛勤。他年年开课，年年都是这样备课讲课。”
陈寅恪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他的学生曾经回忆道：“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
【提携】
陈寅恪对学生很是爱护，对后辈极其关心，他从不要求回报，这些学生甚至在很多年以后才知道老师当年对他的提携。
季羡林在晚年回忆中，说陈寅恪是一位“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唐诗纪事》载：“斯，字子迁，江东人。始，未为闻人。……谒杨敬之，杨苦爱之，赠诗云云。未几，诗达长安，明年擢上第。”《全唐诗》收项斯诗一卷，此外也未见有何突出成就，只是因为杨敬之的这首诗，他才为后人所知。）”的好好先生，对人宽容，又乐于助人。当年清华一硕士生考试，吴宓为一个微小问题否决了这位学生的及格，陈寅恪觉得不公，为这个学生据理力争。
陈寅恪在提携后进方面让季羡林感触最深。他说他本研究西洋文学，后改专攻梵文、巴利文故纸堆，是受在清华旁听陈寅恪“佛经翻译文学”的影响。1945年，季羡林留德已经十年，正准备回国，听说陈寅恪在伦敦治疗目疾，便写信向他汇报学习情况。陈寅恪本不了解季的学业，一听说季的指导老师瓦尔德施米特竟是自己的同学，且季的师祖便是自己的导师，他马上复长函鼓励季羡林，并热情把他推荐给胡适，致使季羡林一帆风顺地到北大当了教授。后来陈寅恪读了季羡林的论文《浮屠与佛》大加赞赏，推荐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使季羡林“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季羡林晚年追忆陈寅恪时深情地说：“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一条治学道路，也同样来不了北大。”
1949年流寓台湾的老门生劳榦，早年毕业后即在中研院史语所工作。到台后，仍在“史语所”供职。傅斯年逝世以后，他参加傅斯年遗稿整理工作。一个偶然，他在傅斯年的一本书中看到陈寅恪给傅斯年的复函：“对我加以郑重推荐，这件事陈先生从未曾直接或间接表示过的，使我万分感动。”劳榦从心底里佩服陈寅恪。
罗尔纲回忆他与陈寅恪的见面，抗战爆发后，陈寅恪南下途径长沙。在“圣经学院辽阔的广场上，每天都是人山人海地站在路旁无聊地观望。”陈寅恪当时也在广场。罗尔纲说：在我旁边忽然有人急促地叫道：“这是陈寅恪！这是陈寅恪！”我还没有见过陈先生的风采，正打算追去看，忽然想到这是没有礼貌的，便停止了。过了两个月，社会科学研究所派我回广西接洽迁桂林，住在环湖酒店。这是个寒冬之夜，约在7时半，听有人叩房门。开了门，原来是陈寅恪先生！陈寅恪先生光临我这个小小的助理研究员的住所，真是天外飞来的喜讯！我恭迎陈先生进来坐定。他说夜到旅馆访友，见住客牌知我住在这里，就来看望，不访朋友了。陈先生一坐下来，就说看过我许多考证，接着一篇篇加以评论。他一直坐到11时，旅馆要关门，服务员来通知，我送他出旅馆门口，他才依依不舍告别。这件事，距今57年，却如在眼前。我深感荣幸，也极感惊奇。陈先生是研究教导隋唐史和撰著文学考证的。我研究的太平天国和他距离那么远，我又不是他的学生，他为什么这样关心我的著作呢？我今天回想起来，使我豁然感到陈寅恪先生胸怀旷达，润物无边。……我一生最着力的著作是80年代以后10年对《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的研究。罗贯中《水浒传原本》出版，我曾得到新华社的报道，中央电视台的广播，我想如果陈先生能见到，那该多好啊！
1990年清华大学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出版“纪念文集”，王永兴在查阅清华校史档案中，发现1947年陈寅恪致校长梅贻琦的信，信中意为希望解决王永兴的住房问题，其言辞恳切，语意感人：“思维再三，非将房屋问题解决不可”，否则“弟于心亦深觉不安”，又云“详情悉有内子面陈”。为了成全弟子，陈寅恪竟令夫人出面说项。王永兴拜读四十多年前这封信，“大梦初醒，悲感万分”。因为这件事陈寅恪与夫人都从来未向王永兴说过。王永兴特作《种花留与后来人》颂扬先生仁者之怀的厚德。
【言论】
据考证，陈寅恪可能是最早读德文原版《资本论》的中国人。抗战期间，陈寅恪对石泉谈到共产主义与共产党时说：“其实我并不怕共产主义，也不怕共产党，我只是怕俄国人。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从外国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后，我立刻就去图书馆借阅《资本论》。因为要谈革命，最要注意的还是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这在欧洲是很明显的。我去过世界许多国家，欧美、日本都去过，唯独未去过俄国，只在欧美见过流亡的俄国人，还从书上看到不少描述俄国沙皇警探的，他们很厉害，很残暴，我觉得很可怕。”
陈寅恪在给清华学生授课时曾经说过：“日本旧谓其本国史为‘国史’，‘东洋史’以中国为中心。日本人常有小贡献，但不免累赘。东京帝大一派，西学略佳，中文太差；西京一派，看中国史料能力较佳。”
1953年11月，汪海ス阒萑俺乱”鄙希乱《运跏欠锤校略凇抖钥蒲г旱拇鸶础沸吹溃骸拔揖霾环炊韵终ǎ谛橙晔本驮谌鹗慷凉蹲时韭邸返脑摹５胰衔荒芟却媛砹兄饕宓募猓傺芯垦酢Ｎ乙氲娜耍耐降芏家凶杂伤枷搿⒍懒⒕瘛２皇钦庋床皇俏业难Ｄ阋郧暗目捶ㄊ欠窈臀蚁嗤也恢溃衷诓煌耍阋巡皇俏业难耍兄芤涣家埠茫跤朗ひ埠茫游抑导词俏业难裨蚣床皇恰＝次乙降埽彩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