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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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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事】

鲁迅幼时,曾拜一位和尚为寄名师父。后该和尚娶妻生子,其三子,即鲁迅的三师兄也是个和尚,但也娶妻,鲁迅嘲笑他不守清规,他金刚怒目,大声喝道:“和尚没有老婆,小菩萨哪里来?”鲁迅哑口无言。

一次,鲁迅在嘉兴看见一个小贩卖糕,糕块很大,样子似乎很好吃,便问道:“多少钱一块?”小贩答:“半钱。”鲁迅闻之大惊,心想怎么如此便宜,便又问一遍,答案还是“半钱”。于是鲁迅便拿了四块,付给小贩两文钱,小贩却不依不饶,揪住他,大吵起来。鲁迅细问,才知道他说的是“八钱”,只因方言“半”、“八”相近,才有了这场误会。

鲁迅在绍兴中学堂任教时,家离学校较远,他总是抄近路,经过一处义冢。一天夜间,鲁迅经过义冢回家,路边草长得很高,忽然看见前面有个白色的东西,慢慢地,那个东西停住了,并渐渐变小,变成石头一般,不动了。时已深夜,鲁迅颇为踌躇,他想这东西不会就是鬼吧?经过短时间的考虑后,他冲上去,用穿着硬底皮鞋的脚对着这东西踢过去。只听见呵呦一声,这东西站起来向草丛中逃去。鲁迅后来讲到这件事时笑着说:“鬼也是怕踢的,踢他一脚,就立刻变成人了。”

留学日本时,鲁迅与许寿裳两人一起吃面包,许总爱将皮撕下来;鲁迅舍不得将皮扔掉,便捡起来塞进嘴里,托词说:“我喜欢吃的。”许信以为真,此后,凡共吃面包时,总是先把皮撕给鲁迅吃。

在日本时,鲁迅、许寿裳等六人请了一名教师教他们学习俄语。俄文单词虽较长,但依据拼音规则,比英文好读。然而有一位姓汪的学生总是念不好,读起来有很多杂音,仿佛多用“仆”音。每每听他仆仆地读不出来时,不仅老师替他着急,坐在旁边的鲁迅和许寿裳更是紧张得浑身都发热起来。他们常开玩笑说:“上课犹可,仆仆难当。”

1914年开始,鲁迅花了大力气钻研《佛经》,他对许寿裳说:“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但后来他又说:“佛教和孔教一样,都已经死亡,永不会复活了。”

1918年5月,鲁迅首次以“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发表小说《狂人日记》。当时新青年的编委不赞成使用匿名和别号,必须使用真名。鲁迅不想用真名,但又不能破坏规矩,故署名“鲁迅”。他曾对许寿裳解释此笔名的含义:(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

鲁迅的日语很流利,朋友们到日本人开的福民医院去看病,总是请他陪着同去。这样一来,医院里雇的翻译以为鲁迅是来抢生意的,对他自然有意见;而账房先生一看病人有自带的翻译,以为是有钱人,便狠狠宰他们一笔。

1919年末,鲁迅到绍兴接母亲北上。他们从杭州乘火车到上海南站,一出车站,小汽车便来兜生意。他们上了一辆,谁知竟是“野鸡”汽车,到五马路被敲了竹杠,多花了好几块大洋。当晚,他们投宿的那家旅馆也是个“野鸡”客栈,住一晚要价8元,鲁迅很不高兴,连夜乘快车到南京,自己坐二等车厢,让母亲坐卧车,天不亮就到达了南京。

鲁老太太爱读小说,特别喜欢才子佳人的故事,为母亲找书,成了鲁迅兄弟的责任。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后,为母亲找书的艰难任务就落在了鲁迅一人头上。每次买到书,最多一星期,母亲便对他说:“大,我没书看了。”买来一本书,母亲却说:“大,这本书,我看过哉。”

《呐喊》出版后,章衣萍的夫人吴曙天将书送给鲁老太太看,并指明《故乡》特别好。老太太马上戴上眼镜看,读完后,把书还给吴说:“没啥好看,我们乡间,也有这种事情,这怎么也可以算小说呢?”在座的人都笑了。

北师大某学生受了刺激后,冒充杨树达,到鲁迅家中兴师问罪,发泄对文坛的不满。鲁老太太迷信,认为新居(时鲁迅刚搬到阜成门西三条)不吉利,便不赞成鲁迅随便接待客人。一日,诗人柯仲平来访,鲁迅在客厅待客。柯拿出诗稿,大声朗读给鲁迅听,声音大而响亮,竟使鲁老太太以为又有人来闹事,忙让荆有麟去看。荆看后告诉她是在读诗,老太太还心有余悸地说:“可是个怪人吧?我听老妈子说:头发都吊在脸上,怕他同大先生打起来,大先生吃他的亏。”

西安未禁鸦片,鲁迅和孙伏园到西安后,心血来潮,决定尝尝鸦片。孙觉得烟嘴太大,吸得极不方便,几口之后便放下了。鲁迅吸得还算顺利,吸完后静候灵感的到来,不料却什么都没有。孙问他怎样,他颇为失望地说:“有些苦味。”

1924年,北平世界语专门学校的俄国教授谢利谢夫想拜见鲁迅,学校便安排荆有麟帮他约见鲁迅。鲁迅让荆有麟带着谢一起到东安市场去吃饭,同去的还有章衣萍、孙伏园。荆有麟到后,先申明自己的世界语是三脚猫功夫,不能任翻译。这下大家都傻了眼,因为谁也不会俄语。谢利谢夫说他会讲德语,日语也能应付,荆这才高兴起来,因为他知道鲁迅会日语,德文也可以应付,于是让二人直接对话。

谢开口说的是德文,鲁迅说的却是日语,二人都选择自己熟悉的外语,结果都不能听懂对方说什么。“谢利谢夫噘着嘴,摸起他的长胡子”。鲁迅则“皱起眉头,拼命抽烟”。于是还是只能由荆有麟用有限的世界语维持场面。

由于语言不通,谢便将心思放在菜上,正好有个侍者端着汤进来,手指放在汤里,鲁迅便讲起一则逸事,说一次某人去餐馆吃饭,菜里有苍蝇,喊来茶房,茶房用手指夹起苍蝇,一口放进自己嘴里,说不是苍蝇。大家哈哈大笑,谢问荆为何发笑,荆便将笑话讲给他听,没想到,听完后,任凭荆怎么解释,谢不再动筷子了,大概以为菜里有苍蝇。

大家谈兴正浓,谢说他要出去一趟,荆听不懂他说的专有名词,便让他对鲁迅说,谢还是说德语,鲁迅听不懂,用日语问他,他又不能用日语作答。最后,谢红着脸,“长胡子一束一束抖动着,索性弯下腰,撅起屁股,两只手在屁股上做了一个动作”,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要“大便”啊。谢出去后,房间里爆发出一阵哄笑。

孙伏园主编《晨报》副刊时,曾将鲁迅的诗《我的失恋》编发进去,晚上回报社看大样时,却发现独独少了这首诗,便问主编刘勉己,刘说:“鲁迅那首诗实在要不得,所以我抽去了。”孙一时大怒,一巴掌便打将过去,且紧追不舍,大骂一通。第二日,他便辞去《晨报》副刊编务。

鲁迅和川岛曾应邀到厦大同事周辨明家中吃春饼。周夫人包好春饼递给他们,包得很大,两人必须两手捧着吃,分左中右三次咬,才能吃下一截去。一个刚吃完,殷勤的女主人又递上第二个,比第一个更大,两人勉强吃下,第三个如同小枕头大小的又递上来了,二人都已无能为力,只好谢绝。他们后来才知,吃春饼是厦门风俗,春饼须主妇来包,要包得大而不破,越大越显主妇能干。许多年后,二人还对周家这次厚意招待印象深刻,记得当时两人抱着小枕头咬的场面。

鲁迅夜间写作,有时会下楼煮茶,有时会去如厕,来回走动。某夜有小偷光顾,但见室内灯火通明,有人走动,故不敢轻易下手。等到凌晨3点,鲁迅准备洗漱睡觉,小偷以为有人起床,更不好得手,气得在楼梯上留下一泡大便,悻悻而去。事后,鲁迅笑说:“他对我一点也没有办法,只好撤退了。”

鲁迅曾为杨贵妃、褒姒、妲己翻案,说:“几千年来一些史学家为了替专制王朝辩护,说他们的江山,是被几个女人毁掉了的,其实不过是一派谰言。”

1928年3月,鲁迅收到一位马姓女子的来信,说1月与鲁迅在杭州孤山见过面,并说鲁迅在苏曼殊坟前题了四句诗:“我来君寂居,唤醒谁氏魂?飘萍山林迹,待到它年随公去。”鲁迅当时已近十年未到杭州,疑心有人假冒,便让许钦文和章川岛去调查此事。许、章打听到假鲁迅在松木场的小学里教书,便去教室寻找。结果这人开口便说:“敝姓周,我是周作人,就是鲁迅。”并说《彷徨》卖了8万本。二人没有拆穿他,回去后写信告知鲁迅此事。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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