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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伏园回忆，在日本留学时，鲁迅课余常习武，目的在于报仇。他有一把匕首，刀壳是两片褐色的木头，壳外横封两道白色皮纸，像指环一般，而刀壳正靠这两道皮纸的力量固定。有人问为什么不用整片木头，或用金属的钉子或圈子，这样更牢固。鲁迅回答说：“因为希望它不坚固，所以只用两道皮纸；有时仇人相见，不及拔刀，只要带了刀壳刺去，刀壳自然分为两半飞开，任务就达成了。”鲁迅回国时，他的仇人患有隐疾，已到弥留之际，而据传闻说此人患病的部分已经脱落，有人在茅厕中发现了。鲁迅只好苦笑，从此把匕首收起来，偶尔拿来当裁纸刀用。
20世纪20年代，鲁迅为自己的书斋起名“绿（lǜ）林书屋”。因为支持学生运动，他被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刘百昭和现代评论派的一些人辱骂为“土匪”、“学匪”，匪住的屋子当然是强盗的所在，故命名“绿（lù）林书屋”。
鲁迅被人骂为“堕落文人”和“封建余孽”，他便用“隋洛文”和“封之余”作笔名写文章反击。鲁迅也曾一度用“何家干”这个笔名，意思是“这是谁做的文章？”让他们去猜吧。鲁迅曾经被人指为买办，于是取笔名“康伯度”，为英语“买办”的音译。
女师大风潮发生后，教育部部长章士钊随即下令解除鲁迅在教育部的职务，称鲁迅某月某日参加女师大校务维持会，有碍部令。但鲁迅参加会议，是在教育部下令的次日。鲁迅遂向平政院起诉，状告章士钊违法，结果鲁迅胜诉，官复原职。谁料胜诉后，鲁迅却立即辞职。
鲁迅被解职后，尚钺闻讯前去拜访，见鲁迅抽的是昂贵的海军牌香烟，觉得奇怪，鲁迅解释道：“正是因为丢了官，所以才买这贵烟。丢了官多抽几支好烟，也是集中精力来战斗的好方法。”
女师大风潮发生后，校长杨荫瑜痛恨鲁迅与学生站在一起，便想把鲁迅赶出学校。鲁迅说：“现在想把我挤走，我是无论如何不走的。”
鲁迅在中山大学时，正值国民党进行“清党”，时常有学生来探查鲁迅的思想动向。鲁迅一个人值班时，有学生来威胁他，还有人对鲁迅动武，结果鲁迅将此人痛打一顿，吓得这个学生赶紧逃走了。
鲁迅很孝顺，但他却反对孝道，尤其憎恶二十四孝，他常说：“母亲死了是孩子的幸福。”钱玄同对此语极为赞同。教育部一位绍兴甘某为其母请旌节表，照例请同乡鲁迅具结，却被鲁迅言辞拒绝。甘某以为鲁迅没有听明白，特地说明：“这是我的母亲。”鲁迅却答：“正为此更不可盖印。”
1929年，有人通知鲁迅说，创造社要在他们北四川路的书店楼上咖啡座开会，商议对付鲁迅的策略。鲁迅马上兴奋起来，问清楚开会时间后，便带着许广平、周建人、荆有麟到创造社楼上的咖啡座，并说：“我们到创造社咖啡座捣乱去，坐在他们前面，看他们怎样对付罢。”到了咖啡座，鲁迅特地要了中间的长台子，并说什么人来都不让。结果等了整整一下午，创造社都没有来，四人只好回去，途中，鲁迅还说：“什么也不怕，怎样来，就怎样应付，他们就莫可奈何了。”
鲁迅劝青年多读外国书，少读中国书。此言一出，中国大学学生熊以谦撰文反对，引发一场持续几个月笔墨官司。鲁迅积极应战，他说：“你只要有一篇不答复他，他们就认为你失败了。我就篇篇都答复他们，总要把他们弄得狗血淋头，无法招架，躲回他们老巢去为止。”
四五年后，荆有麟偶然遇到了熊以谦，觉得熊是个老实诚恳的青年，便告诉了鲁迅。不料鲁迅说：“你说他老实吗？那就是他骗取社会同情的手段。凡遗少，都有那一手，怎么样？现在还在上海么？喊他来，我把他脑子汇总的中国书虫，都要打干净。”
黄新波回忆，鲁迅去看木刻展览时，徐懋庸正与鲁迅论战，青年们对徐“雄赳赳地打上门”很是愤慨，于是曹白便问鲁迅：“两个口号论争的情况怎么样？那个徐……”鲁迅脸上露出不悦的神色，说：“咳，别提那个了，他是明知我有病，不能写什么，故意打上门来的。……但我不给他气死，我就斜躺着身体，用一只手搭在茶几上写。对这样的人，我是不赦的。”
白危回忆，1936年10月8日，鲁迅去看木刻展览，与青年们的闲谈中，说起儿子海婴已经上学读书，学校的先生要打掌心，他深恶痛绝地说：“孩子们最怕这种刑罚的。”
林语堂回忆鲁迅说：“鲁迅这个人，文章实在犀利，可谓尽怒骂讥弹之能事，愈骂得好，他愈高兴。我看见他嘲笑虐谑之时，张起一口黄牙呵呵大笑的情状。”
有人统计过鲁迅300万字的作品，发现其中“人”字出现了21362次。在《准风月谈·晨凉漫记》中，鲁迅曾谈到了想做一部中国的“人史”，以对抗满篇都写着吃人二字的历史。
1935年底，史沫特莱曾劝鲁迅到苏联休养，鲁迅却不愿意去。一来，他不认为自己病了，二来，他觉得到了苏联不能及时看到中国报纸，又语言不通，而且，这样便有人说他逃避战斗，他要留在国内坚持战斗。
鲁迅去世前说：“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间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攻诋】
创造社曾围攻鲁迅，成仿吾说鲁迅是中国的堂吉诃德，是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的病态之人。郭沫若、钱杏邨等人纷纷发文围攻鲁迅。鲁迅积极应战，并认真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后来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使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
叶灵凤曾发表一幅漫画讽刺鲁迅，他在说明中写道：“鲁迅先生，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以往的战绩，躲在酒缸后面，挥着他的‘艺术的武器’，在抵御着纷然而来的外侮。”
1932年，鲁迅到北京探望母亲，北师大准备请鲁迅来演讲，当王志之告诉国文系主任钱玄同后，钱的“眼眶渐渐地胀圆了，眼珠挺起来死死地”望着王，好像要一口把王吞下去，大声吼道：“我不认识有一个什么姓鲁的！”并且宣布：“要使鲁迅到师大来演讲，我这个主任就不再当了！”
鲁迅去世后，其当年的学生苏雪林以攻击鲁迅为毕生事业，对鲁迅的攻击最为激励。她骂鲁迅为“文妖”、“土匪大师”、“青皮学者”、“性迫害者”、“财迷”、“火老鸦”、“暴君”、“老毒蛇”、“疯老头”、“大流氓”、“剽窃的狗”等。她还写信给胡適，邀胡一起骂鲁迅，胡適回函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张凤举……说鲁迅抄袭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
鲁迅29岁自日本“束装返国”后，先在杭州师范学堂任教，后去绍兴中学堂当教务长，之后又想到一家书店当编译员，但被拒。苏雪林由此而判断：“鲁迅读书老是读一个时期便换学校，当教员也爱跳槽，想必是欢喜同学校当局摩擦，或与同事闹脾气，亦可见他与人相处之难。”
据鲁迅的学生孙福颐说，鲁常怀疑有人会暗害他。由日返国后，曾订制一把小刀，藏在枕头下，每夜枕着睡觉。又据许广平说，鲁常做噩梦，经常梦见自己出门时，黑暗中两边埋伏着两个人，他一喝，那人影便隐去不见了……苏雪林觉得鲁“这么疑神疑鬼，在自造的荆天棘地度日，做人岂不太苦”？
太阳社成员杨邨人发表了《揭起小资产阶级文学革命的大旗》，被鲁迅骂得狗血淋头。后来鲁迅逝世，有人问杨邨人感想如何，杨悻悻地说：“这老头子叫我不要担心他的老！丢！他现在不只老，而且死去了！我为什么要担心呢！”
高长虹说：“鲁迅是一个很现实的人，他不很相信理想。最喜欢嘲笑的是黄金时代，那是永远没有的。不过循理论，厌世主义在他的思想里是很深刻的。他时常攻击我是理想的人，说：‘再过五十年还是这样，这里有莽原，那里有现代评论！’”
鲁迅曾有“救救孩子”的说法。高长虹跟鲁迅闹翻后，因鲁迅在45岁时说自己老了，高认为这是“精神的堕落”。他借鲁迅的话问：“不再吃人的老人或者还有？救救老人！！！”
鲁迅与许广平同居引起了不小的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