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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源回忆，他也习惯于周六去拜访鲁迅。周建人家搬到法租界去的第一个周六，从鲁迅家中回家时，许广平特地将周建人一家和黄送到附近的汽车公司，并为他们付了车钱。第二个周六，周建人、黄源等人告别时，许广平拿出一元二角钱塞到周建人手中，说：“对不起，今晚我不送了，请你们付一付。”周建人忙推却，鲁迅马上低下头，看着地板，默不作声，于是周建人只好收起来。以后每次告辞，许广平一定将一元二角钱塞到周建人手中。
一次，晚上出去看电影，只有一辆车，鲁迅坚持自己不坐，让许广平、王蕴茹、周海婴、周建人的三个女儿、萧红坐，他和周建人走着去。看完电影出来，又只叫到一部汽车，鲁迅还是不肯坐，让周建人全家坐着车先走了。
郁达夫决定定居杭州前，曾和鲁迅谈起此事，鲁迅好意相劝，但郁最终还是没有听从，移居杭州。半年后，鲁迅又写下了《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一诗，再劝郁离开杭州：“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何以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此诗后挂在郁达夫杭州“风雨茅庐”的客厅中。
郑振铎向鲁迅请教《三言》之事，鲁迅信中附了一张自己抄录的《醒世恒言》全目录，并告诉郑，《喻世明言》、《警世通言》他也没见过，《醒世恒言》只有半部，但一位朋友处有全本，他便借来，抄下目录寄给郑。又一次，郑写信问鲁迅是否有《西湖二集》，鲁迅便将自己的半部明末版《西湖二集》送给只谋过一面的郑，郑极为感动。
许广平回忆，鲁迅留学日本的同学陈子英到上海后，向鲁迅提出借500元钱，说明不久就还。鲁迅立即替他从老朋友处转借。老朋友信任鲁迅，将内有千余元的存折与图章一起给了陈，让他从中取500元。不料陈一去不复返。鲁迅写信去催，结果图章寄回来，折子里的钱已经全部取出。后来听人转述，陈曾对人说：“人家说他收卢布，恐怕是真的罢！”鲁迅去世后，朋友写信向陈催款，陈干脆连信都不回了。
1933年，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秘密来到上海，瞿当时身患肺病，生活非常拮据。鲁迅让瞿氏夫妇到自己家中居住，并执意将主人房腾出来，自己打地铺。为了帮助瞿，又不伤害他的自尊心，鲁迅将自己要编的一本《鲁迅杂感选集》交给瞿，请他出版，实际上是将这本书的版权和稿费赠送给瞿。
1935年3月8日，阮玲玉在家中服安眠药自尽，年仅25岁，留下遗言：“人言可畏。”出殡之日，上海十万市民自发为她送葬，鲁迅奋笔写了著名的《论人言可畏》一文，痛斥“强者”对“弱者”的迫害。
【褊狭】
在日本留学时，一次，陈子英约鲁迅一起到横滨去接新来留学的同乡。船靠岸后，关吏在中国留学生们的行李中翻出一双绣花鞋，鲁迅心中顿时很是不满，想：“这些鸟男人，怎么带这东西来！”不自觉间便摇了摇头。一行人坐上火车，这群人又在车上为座位之事互相谦让起来，车一开，顿时摔倒三四个，鲁迅见了又很是不满，大摇其头。于是这群新来的留学生对鲁迅很是不满，这其中便有范爱农。日后的同乡会上，但凡鲁迅的发言，范必定要站出来反对。
鲁迅讨厌吃莲子羹，因为绍兴风俗，过新年时儿媳妇要做莲子羹孝敬尊长，招待亲朋，因此许多儿媳妇只会做这道莲子羹。鲁迅认为这是陋习，见了便摇头，所以绝对不吃。
民国初年，许寿裳曾托蔡元培为鲁迅谋一职务，蔡聘请鲁迅到南京教育部任职。1927年，鲁迅因蔡赏识别人而对川岛去信抱怨道：“其实，我和此公（蔡元培），气味不投者也，民元以后，他所赏识者，袁希涛蒋维乔辈，则十六年之顷，其所赏识者，也就可以类推了。”不久，蔡元培聘请鲁迅为国民政府“特约撰述员”，每月享受300大洋的政府津贴。
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我的习性不太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
1927年5月25日，国民党政府浙江省务委员会通过了设立浙江大学研究院计划。鲁迅本想争取此职位，但此事最后未成。鲁迅致信川岛，讥骂蒋梦麟（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抱怨：“浙江不能容纳人才”，“我常叹新官僚不比旧官僚好，旧者如破落户，新者如暴发户，倘若我们去当听差，一定是破落户子弟容易侍候，若遇暴发户子弟，则贱相未脱而遽大摆其架子，其蠢臭何可向迩哉。”
鲁迅与左联的周扬等人发生分歧时，托派分子陈其昌写信给鲁迅，准备拉拢鲁迅，结果鲁迅发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讽刺陈道：“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我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作所为有悖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抗战中，陈其昌被日本宪兵逮捕后，坚贞不屈，不曾吐露一个字，最后被塞入麻袋用刺刀戳死，从吴淞口扔进大海。
鲁迅的空闲时间大部分都用在看书，他很少看杂志，有时许广平看杂志，他会说：“不如拿这些功夫做别的事。”他最多花十几分钟浏览一下报纸，看见许看报纸的时间长了，偶尔会不耐烦地说：“这有什么好看的呢？”
鲁迅不喜京剧，他自1902年至1922年的20年间，总共看过两次京剧，而给他留下的印象无非是“咚咚咣咣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一大班人乱打”、“两三个人互打”。他甚至不承认京剧是戏剧，只是“玩把戏”，“毫无美学价值”。
一次，欧阳予倩、田汉等人谈到要改良京剧，宣传革命，鲁迅马上反对，他说，以京剧来宣传救国，那就是“我们救国啊啊啊啊了，这行么？”
鲁迅只看外国影片。在广州时，他看过一部国产片《诗人挖目记》，结果没看完就离场了，从此对国产片再无兴趣。以后，即使轰动一时的国产片，他也拒绝去看。
张友松回忆，他办春潮书局时，曾请鲁迅将书交给自己出版，由于未等鲁迅答复便打出广告，致使鲁迅对此颇为反感。事后，张写长信解释此事，鲁迅虽不再计较，但依然对张存有戒心。张在信中称呼他为“吾师”，鲁迅让张不要这么叫他，说某人不是他的学生，也称呼他为师，但背后却大发攻击他的言论，使他不胜感慨。
鲁迅常到老靶子路一家小吃茶店喝茶，泡一壶红茶，和青年聊一阵子天。一天，他背后的茶座里坐着一位摩登女子，身穿紫裙子黄衣裳，头戴花帽子。女子走时，鲁迅一直生气地瞪着她，看了半天，最后说：“是做什么的呢？”
冯雪峰曾这样看鲁迅：“鲁迅，确实非常热情，然而又确实有些所谓冷的可怕的。我看见他号召青年起来反抗一切旧势力和一切权威，并且自己就愿意先为青年斩除荆棘，受了一切创伤也不灰心；可是我觉得他又好像蔑视一切，对于一切人都怀有疑惑和敌意，仿佛青年也是他的敌人，就是他自己也是他的敌人似的。总之，我以为他是很矛盾的，同时也认为他是很难接近的人。”
钱玄同曾总结鲁迅的三大短处是：多疑、轻信、迁怒。
【率真】
路易·艾黎回忆，一次聚会中，鲁迅喝酒后，兴奋得像个孩子。他的旧毡帽掉在衣架的后面，他便到处找，最后大家一齐动手给他找出来了，他一脚将帽子踢下楼梯，大笑着说：“一顶老黄包车夫的帽子，我就是个拉黄包车的！”边笑边和大家一起走下楼去。
鲁迅有童心，看到店里的玩具好玩，常买下来。有时送给朋友的孩子，有时便自己收藏了。许广平等几个学生在他书柜的抽屉里看到小的瓷水桶、瓷蟾蜍等小玩意儿，大家便一齐动手，哄抢一空。
川岛因留学生头被人戏称为“一撮毛哥哥”，鲁迅在送给他一本《中国小说史略》上题道：“请你送‘情人的怀抱里’，暂时伸出一只手来，接过这干燥无味的《中国小说史略》，我所敬爱的一撮毛哥哥呀！”
鲁迅曾给俞芳等人讲绍兴女人吵架时常用的“剪刀阵”和“壶瓶骂”。他说：“绍兴女人吵架，有一种架式是‘剪刀阵’。”俞芳忙问剪刀阵是不是拿着剪刀打架，鲁迅笑道：“你们看我。”然后站起身，双脚分开，两手叉腰，并让俞芳学着他的样子。然后，他指着俞芳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