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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有人在路上冒冒然问鲁迅道：“那种特货是哪儿买的？”原来鲁迅面庞消瘦，看起来像个烟鬼，所以此人才有此问。
民国时期，书店里的书常被偷。鲁迅第一次到内山书店去买书时，日本雇员打量了鲁迅后，对一位姓王的中国雇员说：“盯住那个人，他可能会偷书。”
阿累回忆鲁迅：“他的面孔是黄里带白，瘦得教人担心，好像大病新愈的人，但是精神很好，没有一点颓唐的样子。头发约莫一寸长，原是瓦片头，显然好久没剪了，却一根一根精神抖擞地竖着。胡须很打眼，好像浓墨写的隶体‘一’字。”
丁玲回忆：“会开始不久，鲁迅来了，他迟到了。他穿一件黑色长袍，着一双黑色球鞋，短的黑发和浓厚的胡髭中间闪烁的是铮铮锋利的眼神，然而在这样一张威严肃穆的脸上却现出一副极为天真的神情，像一个小孩犯了小小错误，微微带点抱歉的羞涩的表情。……会上正有两位女同志发言，振振有词地批评左联的工作，有一位还说什么‘老家伙都不行，现在要靠年轻人’等等似乎很有革命性，又很有火气的话。我看见鲁迅仍然是那么平静地听着。”
萧红回忆，鲁迅从不戴手套，不围围巾，冬天穿着黑土蓝的棉布袍子，头上戴着灰色毡帽，脚穿黑帆布胶皮底鞋。出门时，大家劝他围上围巾，他说：“从小就没戴过手套围巾，戴不惯。”胶皮底鞋夏天穿着热，冬天又凉又湿，大家劝他换掉，他不肯，说胶皮底鞋子走路方便。于是，他就这样走着去内山书店，两只手露在外边，很宽的袖口冲着风就向前走，腋下夹着个黑绸子印花的包袱。这个包袱他每天随身携带，出去时带着给青年们的回信，回来时又从书店带来新的信和青年请他看的稿子。
陈丹青谈及仅仅从照片中见到的鲁迅：“这张脸非常不买账，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可是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么表情，就那么对着镜头，意思是说：怎么样！我就是这样！”“他长得非常像他自己，非常的‘五四’，非常的‘中国’，又其实非常的摩登……”“所以鲁迅先生的模样真是非常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学，配他的脾气，配他的命运，配他的地位与声名。”
【自陈】
鲁迅告诉许寿裳，在医学院时，他解剖过许多尸体，最初动手，颇有不安之感，尤其对于年轻女子和婴孩幼孩的尸体，常起一种不忍破坏的情绪，非特别鼓起勇气，不敢下刀。
鲁迅与革命者多有交往，却不参加革命，他总说：“革命的领袖者，是要有特别的本领的，我做不到。”一次，他看到革命者某君与朋友聊天，而此时某君的部下正在进行暗杀行动。震耳的爆炸声传来时，鲁迅想到实施暗杀行动的人可能惨死了，而回顾某君，却神色不变，鲁迅惊佩不已。
鲁迅说：“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够做革命者。”又说：“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也就不能有大局面。”
1924年9月24日，鲁迅写信给李秉中说：“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然而都不实行，我大约不是一个勇士。”
鲁迅坦言道：“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
鲁迅谈自己在“五四”时期创作的小说：“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绝不是皇上的圣旨，而不是银元和真的指挥刀。”
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厦门去广州的船上，鲁迅在一个单人间里，写下了《两地书》中最后一封恋爱信件，其中写道：我可以爱。
鲁迅坦率地写道：“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鲁迅说：“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青年，迟疑不敢下笔。”
鲁迅在《野草》中写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鲁迅曾说：“正义都在他们那一边，他们的正义和我们有什么相干？而这么说说，也会有人怒目而视，因为群众是他们的，同志也是他们的，我又有什么们？好，就说是和我不相干吧，于是我成了个人主义者。”
胡风曾问鲁迅：“《孤独者》里面的魏连殳，是不是有范爱农的影子？”鲁迅不假思索地回答：“其实，那是写我自己的……”停顿一下，他又说：“当然，也有范爱农的影子……”
鲁迅写信对朋友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而不能。”
鲁迅在《影的告别》里说：“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意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意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去世前几个月，鲁迅写下杂文《死》，里面说道：“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童年】
鲁迅最初名“阿张”，为祖父周福清所取。鲁迅出生时，其祖父周福清在京做官，当抱孙的喜讯传到他那里时，恰巧一位姓张的官员（据说是张之洞）来访，于是周福清便为孙取名“阿张”，又以同音字取大名“樟寿”。周作人出生后，家信到达周福清手中的那天，有一个姓“魁”的官员到访，于是周便有了小名“阿魁”，大名“櫆寿”。
祖父给鲁迅取号“豫山”，因绍兴话“豫山”和“雨伞”音近，鲁迅在书房上学时常被同学们取笑，于是他便请祖父改名，先改为“豫亭”，再改“豫才”。
鲁迅的祖父才学很好，恃才傲物，牢骚甚多，好骂人。曹聚仁说：“鲁迅的骂人，有着他们祖父风范，也可以说是有着绍兴师爷的学风，这是不必为讳的。”
鲁迅幼时，一次听说某地唱戏，便兴冲冲催促家人带他去看。结果父亲要求他背诵完功课才许出门。鲁迅照办了，但去看戏便变得索然无味，对书本也产生了反感。许广平说，鲁迅个性很强，如果一件事情遇到了阻碍，给予他的印象，便比别人深刻得多。
在鲁迅的印象里，父亲是一个严厉、不近情理，任意扼杀儿童天性的人：“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但在弟弟周作人的印象里，同一个父亲却是个慈爱的父亲。
鲁迅幼时，长妈妈总限制他的活动，拔一株草，翻一块石头，都要管束。当长妈妈踩死了伴他读书生活的隐鼠，他愤怒了，公开向长妈妈诘问，并从此对长妈妈产生了憎恶。但是，当长妈妈用蓝布衫为鲁迅包回他渴望已久的四本绘图《山海经》，鲁迅一下子对长妈妈敬若神明，以前谋害隐鼠等怨恨，全都消失了。
寿洙邻回忆，鲁迅在三味书屋的书桌原本设在南墙下，光线较暗，后鲁迅以门缝有风为由，请求将书桌移至西北临窗的明亮处，其实鲁迅是因为喜欢在抽屉中看小说，暗处光线不足，才请求移至亮处。
当时绍兴初设电报，街道上竖杆挂线，学生见之效仿，拔下头发接成长线，悬挂在梁上，将纸条系与发上，来往通信，不亦乐乎。先生寿镜吾由于近视，最初并未发现，后来看见纸条在空中移动，便责间谁是肇事者，学生相互抵赖，但私下皆怀疑为鲁迅发明。
寿镜吾曾出对子“独角兽”，鲁迅对以“比目鱼”，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