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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黎民回忆，母亲曾经说过一天晚上她梦见郁达夫交给她一把韭菜，要她好生保管。孙荃对这个梦久久不能释怀，她理解“韭”是“九”的谐音，算上早夭的龙民，郁达夫一共有九个孩子，孙荃觉得这是郁达夫要她把遗留下来的所有儿女都照顾好，但她又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常常感到不安。
郁黎民发现，母亲高兴的时候总是与父亲有关。新中国成立初的一个清明节前的傍晚，富阳第一任县委书记来到家里，看到桌子上放着一盘青蒿，这是富阳的风俗，用来做清明果的。书记就问：“这也能吃？”孙荃回答：“能吃。”隔了一天，政府就送来了80斤大米，原来这位北方干部以为这一家人还在吃野菜度日。受到政府这样的礼遇，孙荃觉得这是丈夫给她的荣耀。
1952年，郁达夫被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孙荃领到了由毛泽东亲笔签名的烈属证，这让她感到无上的光荣，并且成为她晚年的精神寄托。直到1978年去世，孙荃都很少离开郁家老屋，堂屋里始终挂着郁达夫的手书对联：“绝交流俗因耽懒，出卖文章为买书。”
1927年1月14日，郁达夫在留日同学孙百刚家中邂逅了王映霞，一见倾心，立刻坠入情网，不能自拔。
王映霞比郁达夫小11岁，原名金宝琴，杭州人，因过继给外祖父王南（字二南，清末贡生，杭州文化名人）为孙女，改名王旭，字映霞。王毕业于杭州的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有“校花”之誉，为当时杭州四大美人之首。
温梓川回忆：“王映霞……号称‘杭州小姐’。身材颀长，丰满结实，肌肤白嫩，有‘荸荠白’之称。轮廓又生得非常停匀，风姿很美，双眼尤其是水汪汪的。在家里常不着袜，趿着一双珠履，脚指甲染上蔻丹，显得丰若有余，柔若无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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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追求王映霞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其中包括孙百刚、长兄郁曼陀、创造社的潘汉年、叶灵凤等人。郁曼陀多次写信告诫郁达夫，“这是要犯重婚罪的”。为了让郁死心，孙百刚等人故意想办法作弄他：郁达夫到尚贤坊会王映霞，他们便告诉郁说王到法国公园去或兆丰公园去了，让他空跑一番；或者让王关上门，不要出来，听见有人敲门也不要开门，让郁见不着她。
郁达夫的穷追不舍终于打动了王映霞，王提出了结合的条件，郁必须和孙荃离婚。郁对此颇为苦恼，但他仍每天去找王映霞。3月5日，郁、王在一家旅馆相会，从早晨聊到晚上。傍晚，又一起到屋顶乐园漫步。这天，郁达夫向王表白，王也“誓说”爱郁达夫，“之死靡他”。
1927年，郁达夫将自己的日记交北新书局出版，名曰“日记九种”。在此书中，郁详细地描述了他和王映霞从相识、相知到相爱的全过程。在日记里，郁达夫甚至连与王映霞接吻的次数、哪一次亲吻得最长都详细记载下来。
6月5日，郁达夫和王映霞在杭州宴客订婚，次年2月在上海结婚，3月迁入上海赫德路嘉禾里居住。他们本打算去东京办婚礼，但最后取消了，只在上海简单摆了两桌喜宴。研究者认为，郁达夫取消东京的婚礼的真正的原因在于郁害怕犯重婚罪，“为了达到既要向王映霞家交代‘已经结婚’，而在世人面前又是‘没有再婚’这样一种目的”。
楼适夷回忆，郁达夫婚后与王映霞常出双入对，一次，朋友看到服装华丽、风姿绰约的少妇走在街上，身边跟着蓝布长衫、弱不禁风的瘦男子，便笑话他道：“是哪个公馆里的太太，带着听差上街来了？”郁达夫听了只是幸福地笑笑。
1930年，因王映霞劝郁达夫少喝酒，郁负气返回富阳老家，王认为郁是“走了回头路”，非常生气。王的祖父王二南从杭州赶来为他们调解，最后郁达夫向王映霞写了“保证书”。之后，王二南为孙女日后考虑，让郁将自己作品的版权赠给王。之后，郁达夫请来了律师徐式昌和北新书局经理李小峰，当着众人的面，写下了一式三份的“版权赠与书”。但此事他却感到椎心之痛，二人之间遂有了裂痕。
1933年春，郁达夫决定迁居杭州，鲁迅等朋友坚决反对，鲁迅还专门写诗《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进行劝阻。但郁达夫还是把爱巢建在王映霞的故乡杭州，可谓爱屋及乌。郁为自己在杭州修筑的住宅取名为“风雨茅庐”（现为横河派出所）。此处房屋共有3间住屋2间书房，占地一亩一分四厘，共花去一万五六千元。郁达夫为此负债四千元，然而他在此居住的时间加起来尚不足一个月。这座房屋的房契写的是王映霞的名字，后被王出售。
在杭州期间，是郁达夫一生中最安稳的日子。他和王映霞有了第三个孩子，平日很少出去买醉，写写文章，逗弄小儿，有时在西湖边散步，和几个青年侃侃而谈。王映霞在邻居家打牌，到晚饭时间，郁达夫总是亲自上门去叫她吃饭。正在打牌的王看见他，几乎没有一次不骂他，轻则“你不好先吃饭吗？为啥一定要来叫人家”，重则“你好去死”，有时则骂得更难听。郁总是笑嘻嘻地站在她背后，既不反驳，也不恼怒。有人调侃他，他也笑嘻嘻地不以为意。
刘开渠说：“（郁达夫）需要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能使他坐下来一心一意进行写作，然而他的夫人王映霞却是一位喜欢热闹的女子。她喜欢参加酒宴，喜欢参加舞会。有时达夫先生因为写作关系不能陪她参加社交活动，于是她就一个人去。久而久之，不免发生了种种不愉快的纠纷。……我认为他们的志向和性格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对于达夫先生后来家庭的破裂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
周黎庵回忆，郁母做寿，郁达夫夫妇要赶回富阳做寿，王映霞要借杭州市长的汽车，郁达夫却不以为然。周认为：“从这一点上，很可看出她酷慕虚荣，因为那时的市长是周象贤，而他的汽车则是浙字第一号。”
虽然经历了多次不快，但郁达夫依旧依恋王映霞。为谋生计，他到福建投奔省政府主席陈仪。独在异乡，郁达夫倍加思念王映霞，他在日记中写道：“晚上独坐无聊，更作霞信，对她的思慕，如在初恋时期，真也不知什么原因。”
1938年7月5日，郁达夫在汉口《大公报》公然刊登一则《启事》，全文如下：“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搬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郁达夫谨启。”此处“某君”指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许绍棣。郁达夫曾闻听有关两人的传言，本就将信将疑。在福建时，郁在庙里抽得了一支怪签，上云：“寒风阵阵雨萧萧，千里行人去路遥。不是有家归未得，鸠鸣已占凤凰巢”，使他更相信了二人有染的说法。
据曹聚仁回忆，当时郁达夫夫妇住在汉口的德明旅馆，郁回到房中时，正好看见王慌慌张张将几张纸扔到痰盂中，郁捞出一看，是许绍棣写给王的信，于是二人闹翻。郁达夫很是生气，每每喝醉了酒，便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是乌龟，我是乌龟！”而后，事情闹大，蒋介石得知此事后，让陈果夫告诉许绍棣，不许许再与王有纠葛，王、许才断了关系。
郁达夫将许绍棣的信批量影印赠送友朋，声称是打官司的“凭证”。王映霞则匆忙卷带细软躲到一个律师朋友家中。郁达夫请过郭沫若来查看现场，并在报上刊登启事，致电浙江省军政府，吁请查找王映霞。
后经友人调解，1938年7月9日，郁达夫与王映霞签订《协议书》，双方“和解”。7月10日，郁达夫在《大公报》又登出《道歉启事》，公开向王道歉。王映霞则给郁达夫写了一张字据，承诺“今后当绝对与许君断绝往来，夫妇共同努力于圆满家庭生活之创造”。此字据收录于德国马汉茂辑《给郁达夫的信》中，但王映霞在《自传》中坚决否认写过这张字据。
郁达夫在一封给王映霞的信中说，一次坐车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