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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历史博物馆早几年的工作情形，沈从文曾在1951年一封未发出的信中这样写道：“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实许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为熟悉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的说笑声，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活浮在这类不相干的笑语中，越说越远。”
20世纪50年代末，沈从文在给张兆和的一封信中说自己，“一面是‘成熟’，一面却也永远近于‘幼稚天真’。有些地方‘极家常近人情’，有些又似乎也可说是一个‘怪人’，一个‘真正乡下人’，放在任何情况下，支配自己生命的，不是一般社会习惯，却是一点‘理想’，理想也可以当成庸俗的迂腐的不切实际的打算看待，但究竟还是理想！也因此不免到处还是会感到一点痛苦，一点不好受，一点和人难于完全适应协调。”
沈从文自称是“乡下人”。新中国成立后，一年多雨，许多地方被淹，他站在门前轻轻叹息：“雨愁人得很。”他的孩子们听见了，批评他说：“农民不会这样想。”
沈从文感慨道：“我们相爱一生，一生还是太短。”
【浑朴】
初到北京的几年，沈从文对北京极为失望，他发现，当官的管什么就卖什么，管北京市的拆城墙砖卖，管天坛的伐树卖木材做棺材，管雍和宫的卖雍和宫里的东西，管故宫的将善本书抵押到银行；财政部、外交部举外债；买任何东西，当差的都要拿回扣，去找个朋友，门房就要伸手要钱。
看门人向来访的客人要好处费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潜规则，沈从文发表文章的《晨报》的看门人也不例外，无论沈去领取多少钱的稿费，都要先给看门人送钱，他才肯进去通报。一次沈领了十几块钱稿费，看门人追着要钱，沈慌忙将支票递给他，就赶紧跑掉了。
对于沈从文自称乡下人，学生杜运燮颇觉奇怪，因为沈怎么都与湘西的乡下人对不上号，看起来更像个江南才子。后来杜发现，沈总是带着一种具有很强感染力的微笑，见面时微笑，讲话时微笑，甚至有时在提到某种社会不良现象、某人的缺点时，也是带着微笑讲的，虽然有时不无苦涩。这种微笑，到他八十多岁时，似乎一点也没有改变。杜觉得，那就是沈所说的“乡下人”才有的微笑，“既表达了乡下人的纯朴、乐观、宽厚、自信、幽默感，同时也透出乡下人的勤奋坚毅精神、认真执着、顽强的生命力”。
晚年，沈从文对金介甫说，乡下人是相对长沙人而言的，他们那里的人笨头笨脑，不懂城里的规矩，穿衣服马马虎虎，不会说话，发生争吵就打架，所以乡下人是不懂规矩、礼貌的意思。
王西彦看了沈从文的小说，觉得这个少年时就有胆量看400颗人头和一长串人耳朵，又写《柏子》、《虎雏》这样小说的人，身上总有一种吃粮人的粗野气，说话声音必定很响亮，一举一动也必定放肆无拘束。但他第一次看到沈时，大吃一惊，他没想到，这个个子不高，说话不多，举止文雅，戴着眼镜，温和地笑着，看着像个文弱书生的人竟然就是沈从文。
沈从文在“革大”学习时，周一去上学，周末回家。黄永玉听说，沈在“革大”被派定扭秧歌，过组织生活。周末回家，到周一去时，弄个手巾包，包一个茶壶，包几个小茶杯，带点好茶叶，要到“革大”请人喝茶，结果被人训了一顿。
一天学习结束后，沈从文回到宿舍，几个同学正兴高采烈地谈论照相机，沈转身就出去了，他觉得这种空谈毫无意义。他发动大家打扫厕所，别人却告诉他：“我们是来改造思想的，坐下来改造就好了。”沈只好自己去干。
当时也在“革大”学习的顾学颉回忆，假日结束后，大家返回学校，有人发现厕所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十来个便池焕然一新，几十年来积下的又臭又厚的污垢都没有了。晚上开会，班主任挨个问是谁干的，没有人承认。会后，班上仔细研究，认为是假日没有回家的沈从文干的。有人去问他，他只是笑笑。再问那么厚的污垢怎么去掉的，他说，待在这里没事干，就用刮胡刀的刀片慢慢地一个一个池子刮，刮了一整天。
沈从文和几位作家到井冈山，其他几人成天在宾馆里打扑克，沈极为气愤，他说：“在这种地方，打扑克。”
50年代初，一个北京来客对田涛说，沈从文在故宫博物院当讲解员。田涛忙写信给沈，才知他已经改行研究文物了。以后的几十年里，田涛每去北京开会，都到东堂子胡同去看望沈从文。沈的两间平房约十几平方米，放着一张写字台，两把椅子，一张单人床，书架和地下堆满了书。他还像往日那样微笑着接待客人，轻搬椅子让座，小声说话。这情形，让田涛想起20世纪30年代西斜街的情景。那时，沈也是这样轻搬椅子让座，小声说话，声音只能盖过翻纸页的响动。对此，沈从文微笑着说：“我们就是这样呆板板的。”
黄苗子和郁风一起去拜访沈从文，黄苗子回忆，沈“小个子，眼镜里透出眯缝眼睛，见陌生人露出羞涩的笑容，说话声音低而清晰，带着湘西口音。话到投机，感情就跟着语言像散花、像喷泉一样飘扬一室之中，使人感到生命之火闪闪发光。我把这位温良恭俭的学者，同他童年在家乡跟铁匠师傅比蟋蟀，跟野孩子赌博，十八九岁时跟几个当兵伙伴为了一个炮仗去打‘镇关西’的形象一对比，不觉为之失笑”。
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辖下的午门楼上和两廊转了近10年。他的检查书里写着：“那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10摄氏度以下，上面是不许烤火的，在上面转来转去为人民服务，是要有较大耐心和持久热情的，我呢，觉得十分自然平常，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等于打仗，我就尽可能坚持下去，一直打到底。”
沈从文在一篇写于“文革”中的检查中说：“从生活表面看来，我可以说‘完全完了，垮了’。什么都说不上，因为如和旧日同行比较，不仅过去老友如丁玲，简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都正是声名赫赫，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上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
有一年，黄永玉在森林，将这里的艰难生活写信告诉沈从文，不久，黄收到了沈用毛笔写的蝇头行草的长信，信中对黄谈了他的三点经验：“一、充满爱去对待人民和土地；二、摔倒了，赶快爬起来往前走，莫欣赏摔倒的地方耽误事，莫停下来哀叹；三、永远地、永远地拥抱自己的工作不放。”
【淡然】
巴金曾写过一些批评性的评论文章，沈从文看后，劝巴金不要“那么爱理会小处”，“莫把感情火气过分糟蹋到这上面”。他对巴金说：“什么米大的小事如某某某之类的嫌言小语也使你动火，把小东小西当成了敌人”，“我觉得你感情的浪费真极可惜。”巴金很是感谢他，称他为“尊敬的畏友”。
“文革”开始后，60多岁的沈从文挨批挨斗之余的工作是扫厕所。沈有时呆呆地看着天安门人来人往，然后回过头对一同被批斗的史树青说：“我去擦厕所上面的玻璃。”沈说，他每天在天安门历史博物馆扫女厕所，“这是造反派领导、革命小将对我的信任，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多年后，沈从文被人问及他在“文革”中的遭遇，只是说：“我没有我的朋友受的冲击大，我只是要打扫茅房，那是普通的事，在家里不是也要打扫吗？”
中央美院有位学者，是沈从文西南联大的学生，与沈、黄表叔侄关系十分亲密。“文革”开始后的一个下午，他紧张地、悄悄地走到黄家门口，轻轻地、十分体贴地告诉黄永玉：“你要有心理准备，我把你和你表叔都揭发了！”黄去告诉沈从文，沈笑着说：“会，会，这人会这样的。在昆明跑警报的时候，他过乡里浅水河都怕，要个比他矮的同学背过去……”
一次开批斗会时，有人把一张标语用浆糊刷在沈从文的背上，批斗结束了，他揭下那张“打倒反共文人沈从文”的标语，后来对黄永玉说：“那书法太不像话了，在我的背上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