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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送了三十多次。有几次，杨小姐对沈说，信写得很好，看不出黄玉书还真有点才气，沈只好支吾着敷衍过去。最后，黄、杨的爱情修成正果，他们的长子便是黄永玉。
沈从文想再次入伍，便跟随在保靖当兵的表弟一起到了保靖，寄住在表弟那里。一天，他和表弟吵了几句，半夜里不高兴，不想在表弟床上睡，又无处可去，就走到一个养马的空屋子里，爬到有干草和干马粪的空马槽里睡了一夜。第二天去拿包袱向表弟告辞时，二人又讲和了，笑着在地上扭打了起来。
经人介绍，沈从文到陈云武手下任司书，每月4块钱。因为他的字写得好，且能纠正别人抄写文件上的错误，很快在司书中脱颖而出。因而他更加勤奋练字，曾在五个月内买了十七块钱的字帖，每日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练习，仅仅为了得到主任或其他人的一句赞美。
沈从文所在队伍书记处驻地附近有个土坡，布满了小坟，几乎每天都会有一具小棺材或用蒲包裹好的小尸首，被送到这里埋葬。此处多野狗和小狼，大白天见了人也不逃跑，只是静静地坐在坟头上望着人，眼睛光亮，牙齿白森。每逢有小尸首被抬来下葬，它们便蹲在一旁，等埋人的一走，就刨开坟堆，将小尸首吃掉。沈等人每次到土坡上去，总要带一根大棒，防止被狼袭击。
队伍开拔去四川，沈从文作为文件收发员随行，月薪9元。到四川一共走了七天，因为人多，每到一处，士兵们只能自己寻找住处，沈三个晚上睡的是长凳，一晚在一个乡绅家与另一个同事占据了一张方桌，有两次连凳子都找不到，只能睡在屋外的稻草堆上，半夜还能看见流星从夜空中划过。
沈从文在陈渠珍身边当书记时，曾听其三姨父、陈渠珍的老师聂仁德讲学。聂仁德博学多才，沈几乎每天都要去听他谈“宋元哲学”，谈“大乘”、“因明”，谈“进化论”，逐渐有了不安于目前生活的想法。
之后，沈从文生了一场热病，高热糊涂时，吃不下任何东西，头疼得像斧劈，鼻血一碗一滩地流，一直病了四十多天。病好后，他便落下了流鼻血的毛病。不久，他的老同学陆彛肴舜蚨模谟喂惶蹩硪焕锏暮邮蹦缢觥Ｉ蛭樟惨藕『螅鋈痪醯米约夯褂行矶嗖辉焦牡胤剑赖锰伲Ω萌パ６炼潦椋バ碌牡胤郊兑幌拢挪煌鞔松３障胨奶旌螅�20岁的沈从文决定到北京读书，如果读不成就做一个警察。
沈从文曾想学摄影，但因为交不起学费，只能作罢。他曾考上中法大学，又因交不起学费，没有去上。现代评论派的丁西林、陈源等人曾教沈学习英语，准备设法送他到剑桥大学学习，但沈从文始终记不住26个英文字母，还是只能作罢。
北京大学教授林宰平看到沈从文的散文《遥夜》后，很是欣赏，不仅写文章评论沈的文章，还邀请沈到家中聊天。他对沈从文说：“一个人仅仅活下来，容易；可是活下来，抱着自己的理想不放，坚持下去，却很难。”接着，林向梁启超、徐志摩、陈西滢等人举荐沈。梁启超了解沈从文的困难处境后，将其介绍到熊希龄的香山慈幼院当图书管理员，月薪20元。
【困顿】
初到北京的沈从文怀里只揣有7块6毛钱，在日后的两年半中，他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只能靠表弟、朋友、老乡接济。他曾向汉园公寓的一位卖煤油的老人赊煤油、借钱。30年代，一次，他到沙滩附近，无意中看到当年他们常去的小饭馆的赊账牌上仍记着“沈从文欠××元”。有人问他，后来钱还否，他笑答当然没有。
1923年冬天，沈从文住在湖南酉西会馆的一间潮湿发霉的小亭子间里。冬天下大雪时，屋内没有炉子，沈身着两件夹衣，用旧棉絮裹住双腿，双手冻得发肿，流着鼻血，但坚持写小说。1924年的一个寒冷的冬日，一个30多岁清瘦的人站在门口问道：“请问，沈从文先生住在哪儿？”沈答：“我就是。”来人说：“唉呀，你就是沈从文……你原来这样小。我是郁达夫，我看过你的文章，好好地写下去……”郁请沈到公寓大厨房吃了顿饭，菜有葱炒羊肉片，结账时，一共约1元7角多，饭后两人又回到沈的住处谈了一会儿。郁达夫走时，将他的一条淡灰色羊毛围巾和吃饭找回的3元多零钱留给沈，沈从文俯在桌上哭了起来。
在酉西会馆住了半年光景后，在北京农业大学就读的表弟黄村生替沈从文在银闸胡同的一个公寓找了一间由贮煤间改造而成的小房间，又小又潮，只有一个小窗口，房内仅能搁一张小小的写字桌、一张小床，沈称之为“窄而霉小斋”。他经常为弄不到一点东西“消化消化”而发愁。他后来回忆这段时间的生活时说：“先是在一个小公寓湿霉霉的房间，零下十二摄氏度的寒气中，学习不用火炉过冬的耐寒力。再其次是三天两天不吃东西，学习空空洞洞腹中的耐饥力。再其次是从饥寒交迫、无望无助状况中，学习进图书馆自行摸索的阅读力。再其次是起始用一支笔，无日无夜写下去，把所有作品寄给各报章杂志，在毫无结果等待中，学习对于工作失败的抵抗力与适应力。”
1925年，沈从文得到了第一笔稿费——七毛钱，他很是高兴，觉得终于有出路了，但实际上他还是养活不了自己。实在觉得无法支撑的时候，沈动摇过。好几次，他遇到奉军招新，一个排长拿着招兵募员的旗子在街上走，后面跟着几个面黄肌瘦的失业游民，沈也跟着走。但走到骡马市大街，要按手印的时候，他还是临阵脱逃了。
沈从文买不起书，只能厚着脸皮到书摊看书。他一听说有什么好书，不管路有多远，都会立即跑到书摊边，装出买书的样子，与卖书人聊天。与人熟络后，他就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直到将书看完才离开。《沈从文传》的作者凌宇说：“这全得力于沈从文青少年时期在行伍中获得的人生磨砺。”
20年代末，沈从文开始在文学界崭露头角，却仍旧为生计发愁：全家每月要有近百元开销，母亲的肺病逐渐加重，九妹上学也要花钱。沈被各大书店宣传为“天才”，但一本十万字左右的小说只能拿到百元左右的稿酬。手头窘迫时，沈去求书店预支给他几十元稿费，却总是遭到拒绝。他不懂与人争利，只能在书店门口呆坐半天，到夜幕降临，也拿不到一毛钱。唯一的办法便是坐在斗室里不停写作。他的身体十分虚弱，三天两头常会头疼难禁，不停流鼻血，弄得嘴角、下巴、衣服、稿纸以至于毛巾上到处是血。一次，在复旦大学读书的陈万孚夫妇去看望他，推门一见此情形，吓得陈夫人当即昏倒在地。
沈从文在青岛大学任教时，月薪一百元，完全够他和九妹生活了。但每次钱一到手，二人就去下馆子看电影，很快就花销殆尽，常常弄得下半个月没有饭钱。
一次，杨振声家的用人帮沈从文洗衣服时，发现了一张揉碎了的当票。原来沈从文把张兆和的一只纪念戒指当了。杨振声知道他穷，便预支给他五十元薪水，笑着说：“人家订婚都送给小姐戒指，哪有还没结婚，就当小姐的戒指之理。”
1946年，汪曾祺到上海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情绪异常悲观，竟然有自杀的冲动。沈从文知道后，一改往日的平和，写信大骂汪道：“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沈还在信中提到了他当年初到北京的情形，以此来勉励正在困境中的汪曾祺。
抗战后回到北京，一次，沈从文去给周定一送稿件。天寒地冻，他穿着一件宽大的狐皮袍子，脚上套着一双毡子大毛窝，头戴毛帽。周打开门，看着他一身如同圣诞老人的装束（只差没有胡子），不禁一愣。沈露出孩子般天真的笑容道：“买这件旧的狐皮袍子比去做件新的要便宜得多，又省事，又省工料，哈哈！”
新中国成立后，在历史博物馆工作的沈从文分得三间宿舍，没有床，沈就用五个大小不一的书箱、三个煤油桶、十多函旧书、一块宽一尺半长七尺半的床板、三块二尺方书箱板拼凑成了一张床，人睡在上面一翻身，煤油桶就哐当响一声。周末两个儿子回来，父子三人“孔融让梨”般互相谦让一番，一人睡床，其他两人便在地上打个地铺对付了。
在湖北干校，沈从文几经搬迁，后来迁到一所小学里，沈这样描述这处住所：“地面约半年生长绿毛白毛半寸。炎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