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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张恨水在重庆《新民报》任编辑，当时《新民报》的办报方针为“居中偏左，遇礁则避”，他们宣传抗日，同情共产党，与中共的《新华日报》关系交好，相互交流稿件。当时陈立夫便因张恨水给《新华日报》写稿，痛斥国民党宣传部的人道：“像张恨水这样有影响的作家，怎么也被《新华日报》拉去了？！”
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杀害新四军指战员的“平江惨案”发生后，张恨水收到中共驻重庆代表董必武发来的讣告，提笔写下挽联：“抗战无愧君且死，同情有泪我何言。”
同年12月，张恨水的《八十一梦》在《新民报》开始连载，张通过一个个光怪陆离的荒唐故事，嘲讽孔祥熙等人，将矛头直指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黑暗。不久，素无交情的同乡张治中差人请来张恨水，对张恨水说：“恨水兄，有个朋友，一向敬重你，希望你把《八十一梦》的版权给他，稿费他可以多出几倍，合作成功他能在政府给你挂个相当于部长的职位，拿干薪，你还写你的小说。”张恨水装作不解，问道：“我的《八十一梦》还未做完，半纸残稿能行吗？”张治中答：“人家要的就是你那没有做完的梦！”随即劝张恨水见好就收，否则他可能会被送到息烽去“休息”。张恨水无奈，只能停止了《八十一梦》的写作。
次年，张恨水的长篇小说《水浒新传》开始在上海《新闻报》连载，描写梁山好汉抗金，与汉奸卖国贼斗争的故事，该书是借古讽今，表达了对八路军的敬佩。毛泽东曾对赵超构说，《水浒新传》这本小说写得好，梁山泊英雄抗金，我们八路军抗日。
一次，张恨水在重庆海棠溪汽车站遇到国民党中央政治教官罗敦伟，罗说：“恨老，你的小说写得好，为人也好，总之一切都不能错，我只是感到你有一个缺陷……”张不解，罗继续说：“你不是国民党员。”张大笑，说：“我这个人全身都是缺陷，别人还骂我是鸳鸯蝴蝶派。可是我有一个优点，不是国民党员！”
但张恨水亦与共产党保持距离，八路军办事处曾对他表示，愿意支持他写敌后游击队抗战的小说，给他提供资料，但他始终没有动笔。
【性情】
张恨水很引以为荣的是，“自家在北平的大宅子，是用稿费换来的”，“全家三十多口人，靠一支笔，日子倒过得不错”。院子里种着花木，“隔着大玻璃，观赏着院子里的雪和月，真够人玩味”。
张恨水说：“我是个推磨的驴子，每日总得工作。除了生病或旅行，我没有工作，就比不吃饭都难受。我是个贱命，我不欢迎假期，我也不需要长时间的休息。”
张恨水自言：“予生平有三事不能，一饮酒，二博弈，三猜谜。亦有三事，习之愈久而愈不称意，一书法，二英语，三胡琴。”
有人说张恨水的小说是“风花雪月，鸳鸯蝴蝶”，张从不辩驳。友人当面问起，他也只是淡淡地反问道：“鸳鸯和蝴蝶……和人的关系、感情都处得不坏，几曾见过人要扑杀鸳鸯蝴蝶？又听说过鸳鸯蝴蝶伤害人？”
有人非难张恨水的作品，张从来保持缄默，他认为打笔仗是最无聊的事。他也不允许儿女们替他说话，他对儿女说：“事实胜于雄辩，只要书在就会说话。”最后他又幽默地补充一句：“不管是捧我的，还是骂我的，都是在为我做义务广告！”
张恨水给读者回信，不管多忙，都是他亲自用毛笔书写，这是他对读者的尊重。《啼笑因缘》连载后，因读者来信太多了，他无法一一回信，只好在报上来个总答复。
张恨水的儿子张伍回忆，他同学的母亲曾对他说，她读《啼笑因缘》的时候，正在北平女师大念书，同学们都想知道张恨水是什么样子，于是联名写信给张恨水，希望能得到他的相片。这位同学的母亲笑言道：“没想到你父亲在信中说，你们喜欢看我的书，我感到荣幸，但是你们看了我的照片后，就会不喜欢我的书了，所以还是不登我的照片为好。”
在重庆时，一次张恨水去银行取款，银行小姐看了他的名字，非常讶异地凝视着他，又对旁边的小姐耳语，竟惹来了好几位小姐的注视，看得张恨水很不好意思，出银行后他说：“人的面孔被人当小说看，实在是件很难堪的事！”
张伍回忆父亲张恨水：“父亲从不穿便服，从我记事起，永远是一袭长衫。在家里也没有任何特殊之处，跟我们吃一样的饭菜。虽然父亲在小说里塑造的人物个个都鲜活如生，但生活中的父亲却木讷、不善表达，父亲毕生都很低调，不喜欢抛头露面，即使在当时已经大红大紫了。”
张恨水的自述《写作生涯回忆》是谈其的创作的一部回忆录，但他“文字里除了必要，不提到我的生活和家庭，罗曼史更无须提及”。
1932年《金粉世家》出版时，张恨水在序言中接连四次重复了同一句话：“人生宇宙间，岂非一玄妙不可捉摸之悲剧乎？”
在重庆，张恨水常自己背着平价米徒步几十里。一次，他背着米走到半路，在一个茶摊休息。摆摊的是一个东北男子，张与其闲聊中得知，男子曾任国军排长，曾在武汉汀泗桥头的抗战中立下军功，后因负伤退伍，辗转流落到四川卖茶为生。张恨水对其肃然起敬，临别时，赠给抗战英雄20元茶钱。
张恨水成名后，高官政要以与之结交为荣。据说，蒋介石、宋美龄曾前往拜访，张客气接待，却让仆人送之门外。张从来坚持“君子不党”，他一生未入任何党派，也不担任公职，奉行“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的人生守则，他曾自言：“写字就是营生罢了，如同摆摊之类的小本生意，平淡如斯，实在如斯。”
抗战期间，有人请张恨水的好友张友鸾出任重庆社会局主任秘书，张友鸾为此征求好友们的意见。张恨水并不同意好友做官，但张友鸾家中六个孩子，生活艰难，他实在开不了口。回家后，张恨水为未能对好友直言而内疚，他左思右想，赶到张友鸾家中，画了一幅画，画上有几棵松树，并附七绝一首：“托迹华巅不计年，两三松树老疑仙。莫教坠入闲樵斧，一束柴薪值几钱。”张友鸾遂打消了出仕的念头。这幅画，张友鸾于“文革”中送给了张恨水的儿子张伍。
张恨水生前很少向人谈起他在重庆与毛泽东单独谈话的内容。他只在《我的创作和生活》一文中简单地写道：“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还蒙召见，对我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和鼓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还牢记在心。”当他的女儿张明明多年以后问起这次谈话的内容时，他也只是简单地答道：“主席说的是关于写爱情的问题。”
1948年底，张恨水突患脑溢血，丧失写作能力。经周恩来特批，聘其为文化部顾问，按月发给600斤大米。1954年，张恨水病情刚好转，便辞去文化部的职务，专事写作，以此谋生。女儿张正回忆，此时的张恨水已经步履蹒跚，口齿不清，每日“伏案写作，夜深人静，只有窗前一丛毛竹的影子和他默默相对”。
张恨水脑溢血后，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说话含糊清楚，流着口水，左半边偏瘫，行动极不方便。但是他毅力惊人，恢复速度极快，一个月出院，两个月后牙牙学语，记忆力恢复。半年后，他让妻子买了许多小学生练字用的大字本，每天在大字本上像小学生般地练习楷书。他还慢慢练习走路，出门访友、看电影，不到一年便开始写诗。医生说，张能恢复得这样好，“实在罕见”。
1954年，全国文艺界大规模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亲友劝张恨水表态，他未写一字，说：“我不知道俞平伯错在什么地方，我写什么文章，凑什么热闹呢？”次年，全国大批胡风，亲友再次劝他表态，他说：“我不喜欢胡风的文章，我看不懂，但是让我去批判他，我不知该去批他什么，还是少说为佳吧！”
老舍说：“恨水兄是个真正的文人：说话，他有一句说一句，心直口快。他敢直言无隐，因为他自己心里没有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