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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姚叔节这些旧学究都曾署名营救你，你出狱后，大家还谈笑一座，人情尚在，你难道忘了吗？”陈独秀为之语塞，但马上又质问道：“但你为何参加善后会议？”胡適说：“以和平方式解决南北纷争而已。”陈独秀又言：“段祺瑞是帝国主义之走狗，难道你不知道？”胡適反问：“何为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安在？”陈独秀笑着说：“所以你我为不同阶级。”
1949年2月15日，胡適在上海与竺可桢见面，竺可桢在日记中记载：“适之对于中共与中央和谈之成功甚悲观，但谓北京之解放未始非福。渠不久将赴美国，或将赴台湾一转。”
【议政】
在美国留学时，胡適曾对美国政治进行过研究，他曾经历过两次美国总统大选，这些经历使他一生虽然甚少参与实际政治，但对政治始终有着“不感兴趣的兴趣”。他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
总统黎元洪曾颁发勋章给胡適，胡適在报刊上登启事道：“4月5日的《益世报》上登出新颁发的大批勋章，内有：‘胡適给予三等嘉禾章’一项，如果这个胡適是我，还是请政府收了回去罢。”
1922年，胡適与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陶孟和、梁漱溟等十六名学者联名发表胡適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要建立“好政府”。此文引发了一场关于“渐进与革命”的论争，王振钧、郑振夏等人问：“是取革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面建筑‘好政府’呢？”胡適回答说：“我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话来做答案：‘最好双方分工并进，殊途同归’。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它。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次年，吴佩孚支持王宠惠组阁，罗文干、汤尔和等人入阁，这届政府被称作“好人政府”。但是，这个“好人政府”只维持了七十三天就下台了。而胡適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初认为“好人政府”不等于“好政府”，后又认为王宠惠太吝啬，实在算不得“好人”！
胡適主编《独立评论》时，每周一总是工作到深夜，三年来均如是。江冬秀总是责怪他不注意身体，胡適说，一星期之中只有这一天不为吃饭不为名誉，只是完全做公家的事，“所以我心里最舒服”。
胡適始终支持汪精卫。1944年，汪精卫去世后，胡適在日记中写道：“汪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
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回忆，胡適曾对他说，“应该拨给共产主义者一个省去实验他们的主张，如果证明切实可行，其他各省可以效仿。”罗尔纲也记得，胡適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把东北让给中国共产党，让他们去试验共产主义，试验好后，再进行推广。但此文没有刊发。
抗日战争胜利后，胡適居留美国未归时，曾致电毛泽东，劝毛放弃武力斗争，改用和平奋斗方式，学取英美在野党的榜样，耐心等候将来取得政权。毛泽东未予置复。不久进入到解放战争阶段，胡適回国任北大校长，此时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把他对国是的意见向共产党提出。胡適回答：“我给毛泽东的电报，他到今天还没给我回电，我怎么能再向他提出意见呢？”但胡適从来不公开发表反对共产党的言论，对于国民党的报纸把共产党称作“共匪”，他一直表示反对，他说，人家是一个政党，怎么能称之为“匪”呢？
有人问胡適，如果他真被提名当选总统怎么办，胡適答：“如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认；如果当选，我宣布无效。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有不当总统的自由。”
晚年，胡適公开对美国媒体说，他对“自由中国”的期待当然也包含大陆在内，他反对“两个中国”，也反对“一中一台”。
【际会】
毛泽东在北大担任图书馆助理管理员期间，在听胡適演讲时，斗胆向胡適提过一个问题，但当胡適得知他是未注册的学生时，拒绝回答他的问题。
此后，毛泽东与萧三等人经北大教授杨昌济（杨开慧之父）介绍，专程去拜访过胡適，与胡適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并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邀请胡適讲演，解答问题。
在是否出国留学的问题上，毛泽东曾经征求过胡適的意见。1920年，毛泽东在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一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明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適和黎邵西（锦熙）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適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五四”时期，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毛泽东支持胡適。当时毛在湖南长沙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并拟定了一批待研究的“问题”，如“孔子问题”、“东西文明会合问题”、“经济自由问题”、“国际联盟问题”、“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问题”、“中等教育问题”、“女子交际问题”、“贞操问题”、“国语问题”、“司法独立问题”、“联邦制应否施行问题”等等。
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与胡適的交往仍相当密切，他在写给胡適的信中恭敬地对这位只比自己大两岁的学者谦称“你的学生毛泽东”。
《西行漫记》记载，1919年，毛泽东在回湖南前夕，曾专程去拜访胡適，“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胡適欣然接受，表示尽力给予支持。毛回到湖南后，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胡在《每周评论》中发表文章说：“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湘江评论》的长处似乎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是现今一篇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的乐观。武人统治天下，能产生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1920年1月15日，毛泽东就准备筹备湖南“工读互助团”一事，前去拜访胡適。他计划“在长沙要创办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自修大学的名字是胡適起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日后，胡適在日记中追忆此事：“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去了。”
1920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驱张”（湖南督军张敬尧）运动胜利后，他马上致函胡適报告“驱张”后的形势：“适之先生：在沪上一信，达到了吗？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適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1938年，毛泽东在鲁艺讲话时说：“夏天的晚上，农夫们乘凉，坐在长凳子上，手执大芭蕉扇，讲起故事来，他们也懂得胡適之先生的‘八不主义’，他们不用任何典故，讲得故事内容却是那么丰富，言辞又很美丽。”
抗战刚胜利时，胡適从美国发电报给毛泽东，希望他“爱惜中国前途……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但毛没有回应。
一天，季羡林到校长办公室找胡適，一名学生走进来对胡说：昨夜解放区广播电台曾对他专线广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的馆长。胡適听后，既不激动，也不愉快，只是微笑着对那个学生说：“他们要我吗？”北平被围困后，毛泽东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