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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是无神论者。一次，梁实秋写了“无关门”的一偈，胡適看后大惊，与其谈起禅宗，梁提到日本的铃木大拙所写的一部书。胡適马上正色说：“那是骗人的，你不可信他。”
抗战间，胡適在伦敦听说周作人有附逆之心，曾寄诗一首加以规劝。诗云：“臧晖先生昨夜做一个梦，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臧晖先生指胡適自己，老僧指周作人，诗中暗示周应南下。但周作人最终还是下水。
晚年，胡適在美国遇到一位侨居多年且没有回国打算的教授，胡对他说：“我劝你还是回台湾去，至少休假回去住上一年半载，你要晓得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是最痛苦的。”
50年代，胡適在为一本书所写的导言中，引用了金岳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所写的检讨。他为金的命运深深担心，说：“一个黑暗的迫害时代开始了。”
胡適看了一个朋友的诗集后对他说：“因为你的地位，人家不批评你。你的诗全是不通的。”后来，胡適对胡颂平说：“一个人到了某一种阶段，没有人肯和他说实话，那是最危险的！”
【交游】
《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发表后，胡適由此“暴得大名”，天下人以认识胡適为荣，当时竟有个口头禅：“我的朋友胡適之。”王星拱曾写诗赞颂胡適道：“珍重文坛开国史，当年四海说陈胡。”郁达夫也径直给胡適写信，担心胡適不理他，姓名用英文写就，信中特意强调：“你要不理我，和我的尊严很有关系。”
胡適成名后，每日访客络绎不绝，胡適便定下“胡適之礼拜”制度：“每星期日上午九点至十二点，为公开见客时间，无论什么客来都见。”但因每周日访客不断，上午时间不够用，又延长至下午，通常一天有五十多位客人，成为名副其实的“礼拜日”。此种景况一致持续到抗战爆发，胡適离开北平为止。
温源宁记载，胡適在米粮库的住宅，一到星期日，“无论谁，学生，共产青年，安福余孽，同乡商客，强盗乞丐都进得去，也都可满意归来。穷窘者，他肯解囊相助，狂狷者，他肯当面教训；求差者，他肯修书介绍；向学者，他肯指导门径；无聊不自量者，他也能随口谈谈几句俗话。”
胡適自身也极重友情，他曾作白话诗道：“此身非我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
胡適交游广，应酬多，几乎天天有人邀饮。徐志摩曾说：“我最羡慕我们胡大哥的肠胃，天天酬酢，肠胃居然吃得消！”
1913年，胡適在《神州丛报》发表《诗三百篇言字解》一文，章士钊看到后，大为欣赏。两年后，他写信给在美国留学的胡適说：“足下论字学一文，比傅中西，得未曾有，倾慕之意，始于是时。”
章士钊反对白话文运动，曾发表《评新文化运动》，批判胡適及其《尝试集》。一次，他们在一宴会相遇，因晤谈颇洽，乃合摄一影，各题诗词留念。章诗用白话，胡则用文言，颇为有趣：
章诗云：“你姓胡，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字，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座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做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
胡诗云：“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常相亲不相鄙。”
胡適去考试院参加会议，院长戴季陶特地宴请胡適，并赠联云：“天下文章，莫大胡適；一时贤士，皆出其门。”
溥仪听闻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適之名，也读过其《尝试集》和《胡適文存》。皇宫装了电话后，溥仪便给胡適打电话，约其见面。见面时，他对胡適说，他对民国的优待条件并不在乎，只想多读点书，做一个“有为的青年”。胡適恭维道：“皇上真是开明！前途有望！”见面后，胡適对寂寞的溥仪心生怜悯，在6月6日的日记里写了一首题为《有感》的小诗（注：也有研究者说此诗是胡適为恋人曹珮声所写）：
〖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
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
百尺的宫墙，
千年的礼教，
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胡適与齐白石交好，曾与黎锦熙、邓广铭合编《齐白石年谱》；与梅兰芳亦友善，梅出国演出前，印了一本特刊，胡適亲自为之校阅，梅的英文演讲词、宣传品，也都由胡適进行修改。
齐如山回忆说：“我与适之先生相交五十多年。在民国初年，他常到舍下，且偶与梅兰芳同吃便饭，畅谈一切。一次，梅在中和园演戏，我正在后台，适之先生同梅月涵、周寄梅两位先生忽然降临。我问他，你向来不十分爱看戏，何以今晚兴趣这样高？他已微有醉意，说：‘我们不是来看戏，是来看你。’后来他还在医院中给我写了两封很长的信，一封是讨论《四进士》一戏的意义，他说：‘所有旧的中国戏剧中，以《四进士》的台词最精彩，因为有大部分的念白接近白话文。’”
唐德刚曾问及胡適“我的朋友胡適之”这句话的出处，胡適得意地笑道：“实在不知道！实在不知道！考据不出来！考据不出来！”但胡適交游遍及海内外倒是真的，上至总统，下至小贩、走卒，都是胡適的朋友。胡適在纽约常带唐德刚去吃小馆子，唐看到厨师从厨房跑出来，油腻腻的两手在围裙上随便擦过之后，便来和胡握手，谈笑风生，如遇老友。一次吃完饭，唐从洗手间出来便不见了胡，他到马路旁的店铺乱找一气，发现胡正在厨房内和工友们聊得不亦乐乎。
温梓川回忆，“我的朋友胡適之”语出章衣萍，他与邵洵美曾创办《论语》半月刊，邵在创刊号中列有戒条十则，其中第六条为：“不互相标榜，反对肉麻主义（避免一切如“学者”、“诗人”、“我的朋友胡適之”等口调）。”此戒条实为针对章衣萍，因为章在之前的文章中曾炫耀“我的朋友胡適之”。此后，“我的朋友胡適之”的口调，成了最流行的名句。
抗战前夕，日本政论家伏室高信特地到中国拜访胡適，他说：“日本民间只知道中国有三个名人，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梅兰芳，另一个就是胡適。”
胡適的“朋友”遍天下，连美国人也不能“幸免”。珍珠港事变前，芝加哥大学教授史密斯当选众议员，胡適此前与此君有一饭之缘，得知消息后，便请他到中国驻美大使馆用晚餐。史密斯并不知道主人的名字，于是晚宴中也只是用“大使”、“阁下”称呼。宴会后，胡適送客时，客套地说：“欢迎到敝国旅游。”史密斯说：“中国我是一定要去观光的，我到贵国观光，第一个要拜访的便是我的朋友胡適之博士，大使先生，胡適博士现在在什么地方啊？”胡適哈哈大笑道：“胡適就站在你的对面啊。”宾主相拥大笑，尽欢而散。
20世纪上半叶，胡適是一个交通枢纽般的人物。1948年离开北平时，胡適留在东厂胡同寓所的物品中共有500多封信件。往来的对象，几乎涵盖了国共两党的主要领袖、军政要人、社会名流、文化学者。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耿云志是国内胡適研究的权威，也是胡適档案的主要整理者。他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细心阅读这些书信，广泛查阅有关资料，在《胡適与×××》的题目下，可以写成数十本有价值的传记著作。”
【支助】
顾颉刚从北大毕业时，生活较为困难，胡適时常接济顾。1922年，顾的祖母病重，他赶回苏州老家侍奉祖母，生活愈加困难，无奈之下，只能向老师求助。胡適接到信后，马上给顾寄去钱，并将顾介绍到商务印书馆工作。
林语堂在美国留学时，生活极为窘迫。他想起出国时胡適邀他留学归国后到北大任教，便写信给胡適，问能否预支工资。胡適立即给他寄去1000美元。后来，林又一次陷入困境，胡再一次寄给他1000美元。林语堂留学归国，到北大英文系担任教授，他到北大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向胡適当面致谢。胡此时正在杭州养病，林便找到了教务长蒋梦麟致谢。蒋莫名其妙：“什么两千美元？”林语堂这才明白，北大根本没有资助留学生的计划，当时胡適为招揽人才，私下和他做了口头协定。林向他求救时，胡为了遵守约定，就自掏腰包给林寄去巨款。
胡適曾答应资助一位学生100元，并交待夫人江冬秀办理此事，江却未办理，胡適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