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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一浮的从侄马镜泉说：“文澜阁的书有三万六千多册，据我了解，他看了三年，看了三万多册肯定是有的。他当时单身一人，读书人也要吃饭的，但有时兴致上来的时候不能够离开了，他采取啥办法呢？文火炖豆腐。旧社会的炉子外头包紫铜，里面放个油灯，放东西在上面烧，到一定辰光，上面的东西就熟了。他就用这种炉子炖豆腐，既研究了学问，又解决了吃饭问题。”
青年时期，马一浮与马君武、马叙伦交游，三人风华正茂，“各自负以天下为任”。不久，马一浮“即自匿陋巷，日与古人为伍，不屑于世务”。从1912年起，他便住在杭州，孑然一身，身居陋巷，潜心研究中国文化，直到抗战爆发后被迫南迁。
马一浮在杭州隐居熟读的二十多年中，蔡元培、陈百齐曾邀请他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亦邀请他到浙大任教，均被他一一谢绝。他一心读书，基本不发表文章，不刊行著作，《独立周报》向他约稿，也被他拒绝。除友人偶尔过访外，他亦少移教他人，仅会过访少数的佛界方外友人。
赴南洋考察时，马一浮见当地华侨以儒学为国教，不废经学，不禁感慨万千，作《新加坡道南学堂记》。回国后，他愈发埋首国学，并开始涉及佛教。
丰子恺将马一浮称为“今世的颜子（渊）”。1933年，丰子恺去拜访马一浮，“先生照旧孑然一身地隐居在那陋巷的老屋里，两眼照旧描着坚致有力的线而炯炯发光，谈笑声照旧愉快”。
抗战胜利后，马一浮回到了杭州的陋巷，重新隐居林下，仅主持智林图书馆，继续选刻古书。
新中国成立后，马一浮担任过浙江省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但当地政府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不以俗务打搅，让他在杭州家中专心著书立说，颐养天年。
1957年，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访华时，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到杭州蒋庄拜访马一浮。周向伏罗希洛夫介绍说：“马一浮先生是我国著名学者，是我国唯一的理学家。”伏氏问马一浮：“您在研究什么？”马答道：“读书。”伏氏又问：“现在做什么？”答：“读书。”伏氏想请他出去走走，他仅答以：“恕不奉陪。”
马镜泉回忆，晚年，马一浮除了会友，大部分的时间都用于读书。他常说：“读书要心定。”这也正是他自己读书的写照。马一浮每天必作诗，有时一天作两首，枕头边常年放着手电筒，晚上一旦诗兴大发，他便马上打开手电，靠在床头记录下来。
【学说】
马一浮认为：“国学者，六艺之学也。”此处之“六艺”指“六经”，即诗、书、礼、乐一、易、春秋。马一浮更喜欢用“六艺”这一名称，并用它广义地指六类或六个部门的文化学术或教化。
马一浮认为，“六艺”也可统摄西方的一切学术，“自然科学可统于易，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可统于春秋”，“文学艺术统于诗乐，政治法律经济统于书礼”。他认为，西方学术文化无非统摄于真一、善、美三种价值，这也都包含于六艺之中。而六艺包含此三种价值，“《诗》、《书》是至善，《礼》、《乐》是至美，《易》、《春秋》是至真”。马一浮认为：“全部人类之心灵，其所表现者不能离乎六艺也；全部人类之生活，其所演变者不能外乎六艺也。”
对中国传统文化，马一浮推崇备至，他说：“今人舍弃自己无上之家珍而拾人之土苴绪余以为宝，自居于下劣而奉西洋人为神圣，岂非至愚而可哀！”
马一浮说：“天地一日不毁，此心一日不亡，六艺之道亦一日不绝。人类如欲拔出黑暗而趋光明之途，舍此无由也。”又说：“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
马一浮认为，《论语》大义“无往而非六艺之要”。他说：“《论语》有三大问目：一问仁，一问政，一问孝。凡答问仁者，皆诗教义也；答问政者，皆书教义也；答问孝者，皆礼乐义也。”“易为礼乐之原，言礼乐则易在其中”；“春秋为诗书之用，言诗书则春秋在其中”。他认为，《论语》中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章为“明生死之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章为“于迁流中见不迁，于变易中见不易”；“予欲无言”章为“显性体本寂而神用不穷”等，为“易教之大义”。“正名”则为“春秋大用”之要。
马一浮主张，学术不仅要破除理学中程朱陆王的门户之见，而且主张破除儒佛、儒道、佛道，以及儒、佛、道内部的门户之争，将中国传统文化融会贯通。他认为，斤斤计较于门户之争的人，都因为他的“局而不通之过也”。他对于儒释道，做到了“圆融无碍”，他能“随意拈取老、庄、释典以阐扬儒家宗旨，不惟不陷于牵强附会，且能严格判别实理玄言，不致流荡而无归宿”。
马一浮提出的教育宗旨是“复性”。“复性”是由唐代李翱提出。马一浮曾用“复性”来命名其创办的书院——复性书院。
马一浮认为，要挽救国家，作为儒生只有通过研究、弘扬儒术去实现。1905年底，马一浮曾在致其舅父何稚逸的信中说道：“窃惟王迹中迈，九洲云拢。群鹿竞逐，黔首愁苦。将欲雍容决策，咄嗟树义，却虎狼于西土，驱狐鼠于中原，使功高泰山，国重九鼎，斯非常之烈，魁桀之事，非介夫素士所能预……甥虽不敏，窃有志于二宗。欲为儒宗著秦汉以来学术之流派。为文宗纪羲画以降文艺之盛衰。将以汇纳众流，昭苏群惑。悬艺海之北辰，示儒术之总龟，振斯道于陵夷，继危害于将绝。体制草创，篇帙未具，并力缀辑，皓首为期。贮以铁函，藏诸石匮，亦经甘樵苏之弃，未敢希国门之悬耳。”
马一浮十分重视读书的方法，他曾撰《读书法》，论述和总结了读书的方法和经验。他说：“欲读书，先须调心。心气安定，自易领会。若以散心读书，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必不能入。以定心读书，事半功倍。随事察识，语语销归自性。然后读得一书，自有一书之用，不是泛泛读过。”
马一浮认为，读书之道应该从四个方面去努力：“一曰，通而不局；二曰，精而不杂；三曰，密而不烦；四曰，专而不固。”“通，则曲畅旁通而无门户之见。精，则幽徽洞彻而无肤廓之言。密，则条理谨严而无疏略之玻专，则宗趣明确而无泛滥之失。不局，不杂，知类也。不烦，不固，知要也。类者，辨其流别，博之事也。要者，综其指归，约之事也。读书之道，尽于此矣。”
马一浮说：“佛家视生死为一大事，儒家则以为生死同一昼夜，同一寒暑，同一呼吸，却是平常事。”
【立场】
马一浮对新式的学校教育颇有成见，他说：“当今学校，不如过去的书院。教师为生计而教，学生为出路而学。学校等于商号，计时授课，铃响辄止。”
1912年，蔡元培出任民国教育部总长后，颁布命令，大中小学一概不再读经。当时马一浮被委任为教育部秘书长，他到南京后，得知蔡废除六经之事，非常不满，要求蔡收回成命。但蔡坚持己见，于是与其意见相左的马，在就职后不到三周，便辞了职。马对蔡元培说：“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不如让我回西湖。”
事后，马一浮回忆道：“南京临时政府收罗人望，以蔡孑民长教育。蔡君邀余做秘书长，余至而废止读经、男女同学之部令已下，不能收回，与语亦不剩又劝设通儒院，以培国本……蔡君河汉吾言，但云时间尚早，遂成搁置，而余亦去”。
马一浮反对现代学校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现代学校将学术分科细化。他认为，中国现代学校学术分科很多，学者往往执着于某一褊狭的领域，抓不住一个根本的东西，不能融会贯通。他说：“古人论学主通，今人论学贵别，今之所谓专家者，得之于别而失之于通。因此读书之道，不能为分歧多变的现象所迷惑，要从中抓住一个根本的东西。”而马一浮认为，这个根本的东西，就是“六艺”。
20世纪40年代，白话文在中国普及已久，时人不再学四书五经。马一浮备感惆怅，叹息道：“日日学大众语亦是苦事，故在祖国而有居夷之感。”
【教诲】
抗战期间，马一浮在浙大开国学讲座，校长竺可桢常去听讲。据《竺可桢日记》中曾记载：“《诗》、《书》为至善，《礼》、《乐》为至美，《易》《春秋》为至真。以《易》为自然科学之源，而《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