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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给社所暂用，顷社所已去十余人。”但傅根本不予理会。陶只好和李庄的士绅协商，将社科所的人寄居在有空房的当地人家中，直到第二年春夏，才在附近找到落脚点。
傅斯年有时门户之见过重。抗战期间，社会学家吴文藻及弟子费孝通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创办了民族学会，另立山头。傅斯年认为吴等人违背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爱国原则，写文章大肆批驳，并给中研院代理院长朱家骅写信说：“夫学问不应多受政治支配，固然矣。若以一种无聊之学问，其想影响及于政治，自当在取缔之列。吴某所办之民族学会，即是专门提倡这些把戏的。他自己虽尚未作文，而其高弟子费某则大放厥词。若说此辈有心作祸固然不然，然以其拾取‘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发达之科学’之牙慧，以不了解政治及受西洋人恶习太深之故，忘其所以，加之要在此地出头，其结果必有恶果无疑也。”无奈，吴文藻、费孝通只能关门大吉。
【逸事】
傅家世居山东聊城，是鲁西名门望族。傅斯年的七世祖傅以渐是清代的开国状元，后累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曾祖父傅继勋官至安徽布政使，清末重臣李鸿章、丁宝祯均出自其门下；祖父傅淦少负才名，博通经史，能诗善画，精通医理，且长于武技。傅淦好交游，曾在北京结识大刀王五。时王五是一名镖师，使双钩，与傅淦多次比武，悉败在傅手下，遂拜傅为师。傅淦劝其改用大刀，遂人称大刀王五。
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曾任龙山书院山长（即校长）。傅斯年13岁时，父亲的学生、刑部主事侯延塽回乡看望老师时，得知老师已去世，在老师坟前发誓一定要将老师的遗孤培养成人。因为侯年轻时家境贫寒，只能辍学去当学徒，傅旭安见其手不释卷，对他分外欣赏，将其带到龙山书院读书，日后得中进士。侯为报师恩，便将傅斯年送到天津读书。多年后，傅斯年无限感激地说：“我家非侯公无以有今日。”他常去看望定居济南的侯延塽，并寄钱接济，奉养终老。
傅斯年自幼聪颖，过目不忘，熟读儒学经典，他在同窗中年纪最小，但比他大的同学都向他请教。由此，他被称为“黄河流域第一才子”、继孔圣人之后两千年来又一位“傅圣人”。
少时，傅斯年文采斐然，同学中有写不出来作文的，便时常请他捉刀，酬谢是一个烧饼。傅常常写完自己的作业后，还能为同学写出几篇完全不同的文章来，但先生却知道肯定是傅代写，便开玩笑地对他说：“傅老大（傅斯年排行老大），你这次有没有换两个烧饼吃啊？”傅听罢窘迫不堪。
傅斯年读书十分用功，遇到不懂之字词就记下，随时向师长请教，有时找不到纸，便写在手上、胳膊乃至大腿、肚皮上。夏天一出汗，弄得浑身都是墨迹。
在天津读书时，傅斯年曾在英敛之家中借住，并与比他大三十多岁的英敛之成为忘年交。英敛之之子英千里回忆傅道：“住在我家的时候，我同他并不很亲密，因为在我一个九岁的顽皮孩子的眼里，看这位十四岁的傅大哥是个魁伟而庄严的‘大人’。他每天下了学除了温习功课外，就陪着先父谈论一些中外时局或经史文章，绝不肯同我这‘小豆子’玩耍或淘气，所以我对他只有‘敬而畏之’的心理，虽然经过了四十年，我还没有完全撇掉。”
民国五年（1916）六月，傅斯年在北大的毕业考试成绩如下：西洋史93分、经济85分、心理94分、英文作文94分、论理96分、英文古文98分、法学通论80分、英文文学98分、德文文法读本97分、文章学99分、地理100分、历史99分、文字学85分、伦理95分、拉丁文70分、操行100、旷课扣分减3分，总计1482分，总平均92。6分，实得94。6的高分。
1919年秋，山东省招考官费留学生，傅斯年以全省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入选，不料有当权者为了让自己的亲信出国留学，以傅是五四学生领袖为由，拒绝录取，说：“他是激烈分子，不是循规蹈矩的学生。”时在山东省教育厅任科长的陈雪南力排众议，挺身而出为傅斯年争取名额：“如果成绩这么优越的学生，都不让他留学，还办什么教育！”此后一批官员也出面为傅出头，他才最终获得了山东省官费留学的资格。
1924年，赵元任夫妇到柏林，结识了傅斯年。赵元任发现，当时的中国留学生虽来自全国各地，但差不多都说国音的阴、阳、上、去四声，只有傅斯年仍然是“闪董料秤”（山东聊城）的口音。赵元任和他聊天，才知道他并不是不会说北京话，而是不屑说。原来，傅斯年到北京读大学后，全家都搬到北京去居住。当时他们雇的用人都是北京当地人。傅入学不久就学了一口北京话，家里人听他改得满口京腔，就嘲笑他说：“你怎么说起老妈子的话来了？”他们的一笑把傅斯年的北京话笑了回去，把他的“闪董料秤”话又笑了回来。
傅斯年厌狗而喜猫，傅家养过两只猫，他常将猫抱在怀中，甚至允许猫与他同榻而眠。但他极其讨厌狗，傅在德国留学的同学告诉其妻俞大綵：“孟真在德国时，不好意思当着房东太太打她的狗，只敢在餐桌下猛踢以泄恨。”俞问傅是否属实，傅笑而不答。
1926年，傅斯年回国，赴中山大学任教，据当时中山大学的学生钟功勋回忆：“孟真师博学多才，开的课很多……有《中国文学史》、《尚书》等五门课……《尚书》除《盘庚》、《康诰》等二三篇外，其余他都可背诵。常常在黑板上一段一段地写，并没有《尚书》在手里……孟真师上堂不带书，只带几支粉笔，登台后就坐在藤椅上，滔滔不绝地讲，讲得很快，无法笔记。他随着兴之所至写黑板，常常不管下课钟声的。”
中山大学学生温梓川回忆傅斯年：“记得那年秋季开学时，中山大学请来了一个肥头胖耳的大块头，他有一头蓬松的乱发，一对玳瑁的罗克式的大眼镜，他经常穿着那时最流行的大反领的ABC白衬衫，没有打领带，外面罩上一套白哔叽西装，那副形容，说起来就是那类不修边幅的典型，但却显出了与众不同的风度。他似乎永远是那么满头大汗，跟你说不上三两句话，便要掏出一方洁白的手巾揩抹他的汗珠，他老坐在中大出版部附设的民俗学会里，满头伏在室中央的一张大方桌上写着什么。”
何兹全说：“老一代的学者，学问根基都很扎实，重要古籍都能上口背诵。傅先生讲课引用古书，要找出出处，常常整篇整篇地背诵，背了半天，不在这篇又背另篇。我们都佩服他记忆力惊人。”
傅斯年自幼生活清苦，全家靠父亲的学生们接济生活，故对世事人情比较了解。何兹全找人安装“史语所”的书架，安装老板估计一番工作量，拉何到无人之处，问道：“开虚价，开实价？”何不解：“什么叫虚价，实价？”老板瞪大眼睛惊讶地问道：“你不是干这行的？”又说：“开实价就是该20万元就开20万元。开虚价就是该20万元开24万元，4万元归你。”何实在回答：“你开实价吧。”过后，何对傅斯年说及此事，傅说：“你不懂。”何反问说：“先生你懂？”傅用孔子之语回答道：“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张政烺曾告诉何兹全，抗战时期，他陪同傅斯年入川，途径宜昌时，他打扫卫生，在傅的枕头底下发现一本书，竟是《资本论》。
抗战期间，“史语所”迁至四川李庄。人类学组的工作人员将收藏的不同时期的人头骨和各种骨骼与图书一起陈列在木架上，当地农民见后极为惊恐。一到夜间，便有农民到附近山上高喊：“研究院杀人啦！研究院杀人啦！”一时人心惶惶。傅斯年对此十分无奈。
在李庄时，为了防止有人偷书，傅斯年将“善本书库”的牌子换成“别存书库”。当地治安不好，傅斯年便在会上建议每个人床头放一面小铜锣，一旦发现情况，便敲锣示警。这时有位傅斯年的得意弟子用地道山东口音大声说道：“俺不干！”傅问为什么？他答道：“俺们看平剧，平剧里面常常表演一个更夫正在敲锣巡夜，后面来了一个‘英雄’不声不响地请他吃板刀面的故事，所以俺不干。”傅接着问道：“那么，事情如果发生，你怎样办？”答：“那我只好‘献地图’！”众人哄笑。
傅斯年曾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郑天挺任副所长。有客来访，传达人员总是问：“你找傅所长，还是郑所长；傅所长是正所长，郑所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