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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腕】
傅斯年素日最痛恨不讲民族气节的儒生，他对自己的先祖傅以渐不抗清复明，反而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入朝为官一事，一直耿耿于怀。他对投靠日本的知识分子更是深恶痛绝。在代理北大校长期间，傅斯年发表声明道：“为保持北京大学的纯洁，坚决不录用伪北京大学的教职员，但学生经过甄别和补习，可以接受。”
1945年11月，傅斯年抵达北平，他下飞机后的第一句话就是问陈雪屏与伪北大的教员有无交往，陈回答说，仅限一些必要场合。傅不满道：“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
北平的伪教职员们私下联合起来以罢课相要挟，并向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请愿，强烈要求北大录用。伪北大教授容庚还发表了致傅斯年的“万言书”，进行辩护，以示抗议。对此，傅斯年毫不妥协，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再次声明，表示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北大保持一个干干净净的身子，正是非，辨忠奸”。最后，他说：“这个话就是打死我我也是要说的。”
傅斯年对伪北大的教员过于严苛，但对学生甚是宽容。在答记者问时，傅斯年说：“青年何辜，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我是主张善为待之，予以就学便利。”
1945年12月2日，北平《世界日报》刊出傅斯年的声明后，伪北大文学院院长周作人写了一篇《石板路》的散文，他文章结尾的日期处写道：“（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二日记，时正闻驴鸣。”周作人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见报载傅斯年谈话，又闻巷中驴鸣，正是恰好，因记入文末。”几年后，傅撰文炮轰宋子文，周称这是“狗咬狗的玩意儿”。
容庚见傅斯年毫无通融的余地，便随傅斯年从北平到重庆，继续与傅理论。1946年2月之后容庚与顾正容往见傅斯年，容庚回忆：“他以为我是代表伪北大教员来请他回去，说我们污辱北大，声色俱厉。我大声抗辩，激得他拍桌大骂。他的妻以为我们打架，下楼窥视。我正告他我是到广西大学教书，已经脱离北大，北大三千同学你如以为无足轻重，让他们投奔共产党去好了，你以为不对，应当到北京好好收拾。”“他被我说服而态度缓和了，他说明了一时不能到北京的原故。”但次日，《新民报》仍登载标题为“傅孟真拍案大骂文化汉奸，声震屋瓦”的新闻。
李济感佩傅斯年的办事能力：“他有高度的责任心。无论什么事，只要他答应办，他不但要把这事办得好，并且要把它办得顶好。为达到这一目的，他总是全力以赴。历史语言研究所建置的初期，各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每年都被他罗致去了。他的‘拔尖主义’（这是他铸造的一个名词）往往使各大学主持历史系的先生们头痛。但是等到他自己办大学的时候，他又设法子把这一群人带回去。”
【革新】
胡適到北大任教后，傅斯年日渐敬服胡適，经常去听他讲课，并邀同学一起去胡適家中请益。在胡適的影响下，傅斯年开始赞同新文学，“和他的一班不速之客的朋友罗志希等，在高谈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
最早建议傅斯年去听胡適讲课的是顾颉刚，所以顾说：“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进了胡適的路子上去，后来竟办起《新潮》来，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
1918年10月，傅斯年在《北京大学日刊》公开发表给校长的公开信：《论哲学门隶属文科之流弊》，他认为，哲学研究的材料来源于自然科学，故主张哲学应入理科。此文引起蔡元培的注意，他曾为傅题词道：“山平水远苍茫外，地辟天开指顾中。”
同年，傅斯年与罗家伦、毛子水、顾颉刚、康白情、俞平伯等北大学生成立了倾向于新文化的新潮社，并筹办《新潮》杂志。1919年元旦，傅斯年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强调，该刊的目的是：“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实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战胜之人格”，并“期之以十年，则今日之大学固来日中国一切新学术之策源地”。
【留洋】
考取官费留学生后，傅斯年在给好友袁同礼的信中说：“要把放洋的那一天做我的生日。”
傅斯年与同窗俞平伯一起赴英国留学，然而，刚抵英国两周，俞平伯便不辞而别。傅闻讯急忙追至法国马赛拦截，才知道俞是因为恋家（时俞刚与青梅竹马的表妹结婚不久），所以要回国。傅苦苦劝说，但俞仍坚持回国。后来傅斯年在给胡適的信中写道：“他到欧洲来，我实鼓吹之，竟成如此结果，说不出如何难受呢！平伯人极诚重，性情最真挚，人又最聪明，偏偏一误于家庭，一成‘大少爷’，便不得了了；又误于国文，一成‘文人’，便脱离了这个真的世界而入一梦的世界。我自问我受国文的累已经不浅，把性情都变了些。如平伯者更可长叹。但望此后的青年学生，不再有这类现象就好了。”
某日，傅斯年、罗家伦和毛子水等人约好一起吃饭，傅斯年来时带了一个很大的书包，众人打开一看，竟是一部厚厚三本的地质学书籍。平日不爱开玩笑的毛子水看见此书便笑着说：“这部书是‘博而寡约’，傅孟真读它是‘劳而无功’！”
赵元任夫妇到德国时，傅斯年、陈寅恪、俞大维等人请他们吃茶点，约的是下午三点，但赵氏夫妇吃完午饭就去了傅的住所。到后，二人发现，除了点心外，满桌是冷肠子肉之类的食品，二人虽喜欢，但因刚吃过饭，没能多吃，反而请客之人狼吞虎咽，将食物全部吃光。杨步伟感慨道：“德国吃茶真讲究，这一大些东西！在美国吃茶只一点糕点，连三明治都很少的。”傅斯年听罢气愤地回道：“赵太太，你知道这都是我们给中饭省下凑起来请你们，你们不大吃所以我们大家现在才来吃午饭。”杨步伟闻言颇觉歉疚。傅斯年又说，他们有点钱都用于买书，有时吃饭常常只是两个小干面包，甚至俞大维为减少日间的开销，夜里起来读书学习。杨步伟听罢，感动得差点流下泪来。
1923年冬，罗家伦遭窃，衣物尽失，几乎到了“裸体归天”的悲惨境地。傅斯年闻讯，以“山外魔生”为名写信给罗，调侃地劝慰道：“昨晤姬公，闻真人道心时有不周，衣冠而往，裸体而归，天其欲使真人返乎真元耶！不然何夺之干净也。”又说：“若失去衣冠，将何以为中国之人，而度此严冬耶？是非投河不可矣。想当年精卫填海，亦但为失窃耳。今写此信，是告诉你，我有一外套，你此时如无解决之术，则请拿去。虽大，容或可对付一时。帽子，我也有一个，但恐太小耳。近闻学费限下星期交，为之大急。罗真人法览！”
由于国内政局混乱，留学生的官费供应时断时续，所以留学生们常常窘迫不堪，过着半共产的生活。一次罗家伦通过蔡元培介绍，向张元济借得1500元。傅斯年得知后，立即向罗借款。不多日，罗因紧张，致快信向傅讨债。傅立即修书一封，叙述自己的窘况：“弟在巴黎最后接到朱（中国驻英公使朱兆莘）寄之二十，换了后，还债等已精光，末日只剩了三十法朗，其手中之二十马克尚是（姚）从吾寄我者也。到了此地，幸员外尚有几文，故用到11月，过了初十，朱寄来二十镑，交了2月房钱去其过半，所余的月底还完了员外怎么办呢？幸与老陈（陈寅恪）定了一约，他先把二十镑之马克给我，我交了学费及他种零费，借给一位更穷的朋友三十马克，交了这月房钱，今天只剩了四个半马克，愁得这两天无以为继也。”
得知中国驻英公使朱兆莘将要离职的消息后，傅斯年急忙写信致使馆向朱催要官费。朱将责任推给了继任者。但继任者对傅斯年的催款信不予理会，迟迟不做答复。傅斯年大怒道：“老傅穷而不安，但亦尚有脾气。”
傅斯年崇拜思想家伏尔泰，1924年，蔡元培赴欧考察时，傅斯年、罗家伦等人陪其同游波茨坦无愁宫，宫中有一座大理石雕刻的伏尔泰像，傅见后，流连忘返，不忍离去，于是落在了众人的后边。罗家伦发现傅不见了，便折回去叫他。回来后，蔡问傅在看什么，罗说，他看见傅斯年站在伏尔泰雕像前，深深鞠了一躬，口中念念有词，细听原来是温庭筠的两句诗：“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