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罗家伦回忆，傅斯年带头赶过教授。北大教授朱蓬仙虽是章太炎的弟子，但讲授《文心雕龙》时却错误百出。有学生借来朱的讲义交给傅斯年，傅用一夜时间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后交给校长蔡元培。蔡不相信学生自己能发现这些错误，怕是教授们相互攻讦，便召见全班学生考问。学生们觉得由傅一人承担责任太重，进去之前便每人分担几条背熟。蔡考问时，学生应答如流。考问完毕，蔡一声不响，学生们也一声不响，一一鞠躬鱼贯退出。不久后，朱蓬仙果然不再教授《文心雕龙》了。
傅斯年对老师胡適执礼甚恭，在别人面前却很桀骜，陶孟和是傅的老师，傅与他交谈时很是随便，常常跷着二郎腿，直呼其名“孟和”，而不呼先生。
程沧波回忆，中央研究院初成立时，傅斯年常到蔡元培在成贤街的住所吃饭，程沧波、杨杏佛等人也常去。“当时孟真见着人，总是昂起了头，有时仰天嘘几口气，就是在蔡先生旁也依然如此。”
顾颉刚对洪业笑谈：“傅斯年的书房里挂着一副对联：‘六亲不认，四海无家。’你看他好大的气魄！有点像曹操‘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的意味。”
一次，李济与傅斯年在北海静心斋闲谈，说起午门档案整理工作，傅颇感失望。李问他为何有此不满，他说：“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李笑问：“什么叫作重要发现？难道说先生希望在这批档案内找出清没有入关的证据吗？”傅听罢哈哈大笑，从此再不说这件事了。
“史语所”人事独立，人事任用由所长傅斯年一人决定，即便是中研院院长蔡元培所荐之人，傅也不放在眼中。蔡曾向傅推荐过王君瑞、钟凤年、蔡哲夫、薛砺若、毛汶等人，均被傅拒之门外。
傅斯年脾气暴躁，“史语所”的人私下里称他为“傅老虎”。一次，陶孟和到“史语所”办事，感到气氛怪异，便对董作宾说：“胖猫（指傅斯年）回来了，山上淘气的小耗子，这几天敛迹了。”董后来回忆说：“这话是讽刺也是好评。孟真偶然回所住些时，工作效率果然就有些不同。”
傅斯年对部属管理甚严，他规定大学毕业生到“史语所”工作，必要先关门读三年书，第四年才可以发表文章。有一次，一位助理员在院中散步较久，次日，傅斯年请同屋的其他人都到外面晒晒太阳，唯独不让此君出门，并对他说：“你昨天已经晒够了。”
傅斯年曾问董作宾道：“他们立在院内或大门口，一群人有说有笑，你去了，加入摆一套龙门阵。我去了，他们便一个一个溜了，这是为什么？”董笑曰：“这正是我无威可畏，不如老兄之处啊。”傅听罢，长吁了一口气。
何兹全回忆：“‘史语所’的人对傅先生都很拘束。大家都在那里有说有笑，傅先生一来就静下来。他也很愿和大家聊聊，可是一般情况是：一会儿溜一个，一会儿又溜一个。傅先生有时也来下棋，谁和他对弈最是苦差。他有时下着下着考虑起别的问题，停在那里不走了。等啊等，等好久，才敢催一句，‘傅先生，该您走了。’‘噢，噢！’下一步，又停了。如此下棋，对手真是难受。后来在南京我和傅先生聊天，我说：‘大家都怕您，我们在那里聊天，有说有笑，您一来，大家就溜。’傅先生说：‘要命，我这么不受欢迎。’我说：‘不，没有人不欢迎您，都尊敬您，亲您，但是和您在一块又高兴又拘束。’”
吴宗慈于1935年考入“史语所”的。1940年，吴和凌纯声、陶孟和等人在外面编了一本杂志《西南边疆半月刊》，由吴担任主编，一共出版了七期。有一天所长傅斯年找到吴，对他说：“给你两个选择：要么留在所里，不再编杂志了；要么编你的杂志，人离开所里。”吴宗慈年轻气盛，一气之下离开了“史语所”。
1941年冬，燕京大学的毕业生王世襄流亡一个多月来重庆，找到哥哥的同学梁思成，梁准备介绍他到“史语所”工作。见面后，傅斯年问王：“你是哪里毕业的？”得知王毕业于燕京后，傅当即回绝道：“燕京毕业的不配到我们这里来。”最后王世襄只好到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当了助理研究员。
李敖曾评价傅斯年治下的“史语所”道：“‘史语所’这类畸形发展的现象，和它的领导人物很有关系。它的第一任所长傅斯年才气过人，可是霸气太大，大得使他不太能容真正的人才，而他所喜欢的，又多是唯唯诺诺的人儿。这种现象，按说是一切独裁者必然落到的结果。傅斯年又订了一些像招收徒弟一般的陋规家法，制造了许多所内的特殊空气……所以从傅斯年开始，‘史语所’就有一种伪风。”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当局要求复课，而学生要求满足条件（严惩屠杀无辜教师和学生之党政负责人等）后才能复课。傅斯年奉命到昆明处理学潮，在教授会议上，和闻一多发生冲突。张奚若事后回忆：“一多与傅常委闹起来，一多说：‘这样，何不到老蒋面前去三呼万岁！’这是揭傅斯年的旧疤，很少人知道的。我就劝解：大家争执，何必重提以前的旧事。傅气得大骂：‘有特殊党派的给我滚出去！’”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召集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讨论处置沦陷区日伪控制下的高等学校，参加者有朱家骅、翁文灏、李石曾、蒋廷黻、傅斯年等。傅以代理北大校长身份出席会议，在会上极其活跃，公开为朱家骅出谋划策，引起相当一部分与会者不满，时任善后救济总署署长的蒋廷黻当场讽刺傅是“太上教育部长、太上中央研究所总干事、太上北大校长”。
张政烺精通目录版本学，因此傅斯年对张格外器重，但傅却让张在“史语所”整整做了十年薪水菲薄的图书管理员。张是山东人，平日为人厚道，不与人计较。但到了1946年，张实在觉得忍无可忍，径直去傅的办公室找他理论。一进门，张用手指着傅说：“我干了十年图书采购员的工作，你都没有给我提过级，我今天真想揍你一顿。”张是山东大汉，傅更是人高马大，体重二百多斤，听罢便说：“凭我的块头和力气，加上我出手又快，若论打架，你打得过我吗？”
此时正值北大复校，傅斯年亦代理北大校长，在聘用教授上还是坚持其一贯的崇洋思想，凡留过洋的就聘为教授，如周一良就接到了教授的聘书；凡没有留过洋的只能聘为副教授，如邓广铭和张政烺都接到是副教授的聘书。这回，张政烺改变策略，直接掏出清华大学的聘书，告之清华已正式聘他为教授。傅看过后，因实在舍不得放走张这样的人才，只好无奈地改聘张为教授。
1949年，台大发生“四六事件”，军队闯入校园搜查，傅斯年极为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当局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师生必须经过校长批准。他对当时警备总司令部官员彭孟缉说：“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
傅斯年在台大的改革触犯了许多人的利益，学潮发生后，有人趁机发难，指责台湾大学优容共产党，矛头直指傅斯年。傅读了报纸对台大的指责后，直接大骂“他妈的”，并在报上发表文章说：“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又说：“若当局有真凭实据说某人是共产党，我将依法查办，但是我办理这种事，绝不能含糊其词，血口喷人。”
罗家伦反对傅斯年的坏脾气，曾用傅过去告诫自己的话劝他说：“不要和蟋蟀一样，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摆出一副搏斗的架势，小心遭人反攻。”
【敦厚】
傅斯年在中山大学任教时，看到学生陈槃写的一篇文章后，对陈颇为欣赏，后陈被同乡告发为共产党而被捕，傅得知后，拿出一百元大洋打点狱卒，使陈免遭皮肉之苦，同时多方活动，将陈营救出来。拿钱之事，他一直没有告诉过陈，直到他去世后，陈才偶然一次听其侄傅乐成说起。
1932年，老师陈独秀被捕，傅斯年发表文章称陈为“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要求国民党政府“依法特赦”陈独秀。陈被关押在南京狱中时，傅曾去看望。抗战爆发后，被释放的陈独秀出狱后住进了傅家，几日后，因傅全家离宁避难，陈住到他处。后陈独秀住在四川江津，傅斯年便与罗家伦一起前去看望，并解囊相助，但陈因傅为国民党官员，而拒绝接受。
秘书那廉君回忆，傅斯年经常向部属发脾气，但十次有九次事后会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