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在高处-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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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多少也有我的一点功劳。很快，书出来了，几乎未动一字。再后来的事，许多读者都知道了，该书在2010年1月份上市后，立即销售一空，年内加印七次，并且陆续获评2010年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奖”、《新周刊》年度图书奖、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以及新浪“中国好书榜”十大好书奖等等。尽管生活中难免有些不如意的事情，但这一年的确是我丰收的一年。从各路媒体到大学，从党校到政府官员，许多读者都表示了对书中观点的认同。我听说不少读者将这本书当成礼物送人。沿海某省的一位副省长，跑了四家书店买到这本书，而且特别写了一本书准备出版。我有机会提前看到了书稿，印象最深的是作者的自序，大意是说中国要有社会理想，更要有社会批评；而没有社会批评，中国就不可能实现其社会理想。过去的一年，我感触最多的还是大家在推动中国社会成长方面的默契。这一年，旧的秩序继续被一点点瓦解，新的事物继续孕育与诞生，社会以其特有的节奏继续缓慢生长，网络科技继续重构人们的观念与生活。这一年中国的脉搏，不是统计报表上的GDP指数，也不是体育盛典上的礼花与焰火，而是互联网上数以亿计的转帖、140字的微博。这一年，人们不忘默契与坚守，继续期待围观成就社会，默契改变中国。事实上，由于中国方向已明，这种默契多年来一直存在。这也是我对未来乐观的原因之一。我在书里谈到希望找到中国的底线与共识，一年来大家对《重新发现社会》的重视也是这种共识或者底线的一部分吧。无论是评委们为该书投的赞成票，还是普通读者的夸赞或者多买几本送人，这里面都含着他们对未来的美好社会无限期许。说实话，有时候一想到中国社会在历史上所遭遇的无穷挫折，看到封面上“重新发现社会”几个字，我甚至会热泪盈眶。一是走出封闭的年代，我们终于可以重新发现社会了；二是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一次次被摧毁，一次次需要重新出发？每有悲剧发生，许多人都在说，啊，我们需要一个真相。其实中国现在最不缺的就是真相。这么多年，这么多的悲剧，这么多的暴力，这么多的说不清与道不明，已经支撑起一个足够大的真相了。这个真相就是中国社会没有真正站起来，就是中国人活得还缺少尊严，就是中国的改革还需要一个整体性推进。网上跪求公正的照片，每次都看得我心碎。今天，我们希望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这个“此”字，既包括空间，也包括时间，包括我们的每一寸土地上的人民，也包括我们所栖身的现在，即所有人都应该从现在开始，从这片土地上站起来。而非当年一人站立，亿万匍匐。我们这代人的所有努力，就是要让每个人都活得有尊严，让社会不为权力跪求，只为权利昂扬。回想这些年因为在出版方面遭受的挫折，以及2010年社会各界对《重新发现社会》的认同，我尤其想说的是，尽管这个国家还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有很多的不自由，但我们还是可以在逆境中怀抱希望，还是可以多做许多事情，而且对于人生而言，这种逆境未尝不是一种机遇，前提是你愿意解救自己，愿意有所作为。所以，在《新周刊》的获奖感言中，我特别强调“相信我们的国家，比我们想象的自由”。读过我文字的人，常常不解我为什么会有不可救药的乐观。我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每天都在积极做事，实在没有时间忧虑。就在几天前，有位熟知我的朋友在网上和我说：“你总是能找到乐观的理由。说实话，读你的文章有时也受鼓舞，一旦面对现实就重新陷入绝望。”我笑着对她说：“你这是把绝望当休息。”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位朋友一直在积极地做事情，只是隔段时间就会和我这样叹气。平常，我总是听到有人说绝望啊绝望，其实没有多少人是真绝望。很多时候，绝望只是一种修辞，甚至和幽默一样，只为给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我想我还是一个勤奋的人。我的一天通常是这样度过的：早上六七点起床，忙碌一天，到了深夜，虽已筋疲力尽，却又不舍得睡，总觉得这一躺下，美好的一天就终结了。也怪我天生睡眠少，如果哪天能够接连六七个小时，便算是睡得非常豪华了。可就是这样，每天还是有做不完的事。正如此刻，万籁俱寂，凌晨四点，继续昨晚没有写完的后记。每天有做不完的事，还因为我的脑子里总有层出不穷的创意与灵感，而我不可能将这思考与写作的任务交给他人分担。我承认，这是我的烦恼。然而这一切又是那么正常，足以令我感恩。我无法让别人代替我思考与写作，正如我无法让别人代替我做爱一样。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经历并感受万千生活，有些事情需要社会分工，有些事情只能是各干各的，只能是亲力亲为，享受或者承担，这样才符合人的自由本性。有趣的是，人人都知道享受并捍卫自己做爱的权利，不愿让别人给自己戴绿帽子，却又慷慨地将自己思考的权利拱手让给他人，一讲道理就会给自己戴上几顶“某某教导我们”“某某说过”的红帽子。言归正传，谈谈为什么会有这本书。最近两年，由于将主要精力花在了写中国乡村的书稿上面，一事一议的时事评论已经写得很少了。只是不希望原先用心写出的文字，淹没于时光长河，我一直想着按照一定的线索，将至今仍有价值的内容整理出来，奉献给读者。而这本书的主要线索，就是生活自由与思想自由，以及个体如何超拔于一个不尽人意的时代之上，收复我们与生俱来的身心自由，盘活我们已经拥有的自由。相较十六世纪法国早期民主主义思想家拉波哀西抨击的“自愿奴役”而言，在一个正经受着新旧交替的国家，我看到更多的则是一种“习惯奴役”，即这种不自由的状态并非人们自愿，而在于适应与沿袭，得过且过。至于如何走出这种日常的甚至为许多人所不自知的奴役状态，既有赖于个人的勇气，也关系到个人对时代与自由的理解，以及时代本身的演变。之所以有此补充，也和《重新发现社会》的一点缺憾有关，该书着力厘清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而对个人自由涉及较少。事实上，相较关注国家与社会如何功能正常地运行，我更关心的是人的状态，这也是我至今对文学保留了些兴趣的原因。更准确地说，我思维的乐趣与激情，更在于对具体的人的命运的关注，对理性与心灵的关注，对人类普遍的不自由状态的关注，而非直接切入国家与社会等宏大叙事。但这并不突兀，既符合“个体先于社会，社会先于国家”的逻辑，看来也更有希望。胡适先生说得好，为个人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真正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来的。不自由的状态，并不局限于政治层面，它涉及到方方面面。为了追求自由，有人甘愿将自己关在屋子里不出门，甚至躲进地下室里生活，这的确是一个悖论了。诗人兰波说，生活在他处。同样，很多人都认为自由在他处。他们想方设法将自己从一个空间运到另一个空间，包括改变身份。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安东尼奥尼的电影《职业：记者》（又名《旅客》）。戴维德？洛克是伦敦一家电视台的记者，奉命在北非采访。此时，他正面临一场人生危机，无趣的生活让他厌倦了自己的家庭，熟悉的周遭，甚至包括他熟悉的记者这个行当，他要挣脱牢笼。就在这时，他发现有个与他长得很像的人突发心脏病死在了旅馆里。一念之间，他和这个死去的人交换了身份。他让戴维德？洛克死去，并以军火商罗伯森的身份继续生活。然而，即使是改变了身份，他也没有因此获得自由。反而不得不纠缠于新旧两种身份之间，面临双重追捕。既要面临妻子的寻找，又面临当地政府的追杀，直到后来仓惶地死在一家小旅馆里。这是一部有关自由与不断逃离的影片。身份让我们不自由，名字让我们不自由，制度让我们不自由……但真正让我们不自由的，是我们的迷失的内心，是我们只知道协调自己与周遭的关系，而忘了更要让自己的人生走向高地，走上世界的屋顶，尤其要走上肖申克监狱的屋顶。而我在《自由在高处》一书想要着重表达的正是以下诸信念：相信没有人能剥夺你的自由，相信“You　the　freedom”（你即自由）；相信时代在变，相信中国正在朝着一个自由而开阔的道路上走，没有谁能改变这个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