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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没有拍过一部善良的电影，我对自己很失望，所以我想在我的职业生涯里，能有一部真正给观众带来快乐和感动的电影，能令他们在电影院里为这部电影欢声大笑，能让他们感觉这个世界还有梦想和希望存在。”它给我的启示是，除了维护社会正义与新闻正义，揭批丑恶，新闻也应该把云层上的阳光给读者，把苦难外的温暖给读者，把困顿中的希望给读者。
我的震动同样来自年初某期《南风窗》杂志，它做了一个“新新中国”的专题，其中包括“新法制”、“新公民”、“新乡土”、“新视野”、“新政治”，将一个需要改良的中国做得淋漓尽致，它不仅做到了“总有一种激动让我泪流满面”，也做到“总有一种希望让我泪流满面”。
我不得不检讨，在我忧心忡忡写稿编报的七年岁月里，有个金贵的东西被我忽略了。
今年五月份，我接到电话，说该去签证了，我已经错过了四五次入学机会，这时我还在犹豫。直到六月份得知签证通过，我已出奇平静。所有的秩序都要打破了，想着过去的七年和将来的无尽岁月，想着早孕的妻子和父辈的责任，颇有点太史公当年“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的味道。
我部里有个记者，终于在等来我拿到了签证的消息后选择 “投奔斯巴达人”去了，《南方周末》（好多自称是“雅典公民”的南方周末记者“用脚表决”跑了，这一点此时已在网上打成一窝粥）。我相信近一年来我们的相处是诚恳的。我很珍惜我们之间的友谊，在做新闻上我给了他许多无私的帮助，我也为他在等待我的几个月里深感内疚。他是一个很好的记者，他也是为数不多听从我的劝告继续读书并能在我家借书读的人。在我带过的记者与编辑中，大概只有他真正明白我握着一份报纸或杂志时的激动，明白我所说的“深度”及“好杂志视野辽阔”的深刻含义。所以当我在《财经》杂志上看到《中国农村税赋之变》的巨幅扬场上的照片时，会想起给他打电话，让他分享某张图片“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气魄，与他同讲“黄宗羲定律”，讲新闻正义与爱心的区别。我相信我的知识是新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的愿望是与我一起做份政经杂志或“大新闻”，平素我们说得最多的是“共同成长”，但现在他只有选择离开。在他希望我留下来的日子里，我只能对他说，眼下在《南方周末》做是个机会，《南方周末》也需要转型，它必须找到改良社会的方法，而不能停留在批评上。就像近期《一位副省长的政绩观》的稿子一样，相信许多读者都看厌了，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谁还愿读下去？它就不如拿《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第二个陈景润？》或《市长民意调查》做头条更好些。
其实，眼下《南方周末》走下坡路是正常的，一方面中国政府渐渐走向理性务实，同时中国人更需要的也是理性，而不只是愤怒，更不需要龙应台所说的“都愤怒起来”。有时愤怒的报章无非是给读者痛苦的伤口上撒盐，理性的传媒更应知道如何包扎伤口。媒体必须担当启蒙的道义，而启蒙说到底是“要有光”。
28日，我们告别了，他离开了工作了20个月的这家报社。临行前我们都显得很平静，我送他到了电梯口，然后独自坐在办公室里，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自责、荒凉、空空荡荡。大概是十来分钟后，电话铃响了。电话那边是他哽噎的声音，他站在楼底哭泣。“熊老师，我就是想给你打电话。我围着大楼转了几圈，但实在是忍不住了，”他竟至号啕，“半个月后回来为你饯行……”
两条汉子，内心如雨。我一生经历过许多泪水，但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我以无助而自责的目光送走了一位刻骨铭心的朋友，他带着炽热的新闻理想，也带着痛彻内腑的忧伤离开了这栋大楼。在我即将赴法留学的这段荒凉日子里，那是一柱可以医治我幻灭的寂寞的心香。
岁月如飞刀，刀刀催人老。两年以来，我渐渐开始我的人生转型，并终于选择了出走。对于将来探求智慧之旅，我无法寄托太多的奢望，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永远无法容忍自己的闲适与堕落，三十岁后，我仍将是个勤苦向上的人，我坚持一生只做一件事。
自工作以后，境过时迁，心态平和，我已不似少年时，李敖的书自然看得很少了，但他早年的那首预言诗却依旧暖怀：
因为我从来是那样／所以你以为我永远是那样／可是这一回你错了／我改变得令你难以想像。
坏的终能变得好／弱的总会变得壮／谁能想到丑陋的一个蛹／却会变成翩翩的蝴蝶模样？
一朵入夜的荷花／像一只归巢的宿鸟／或像一个隐居的老哲人／我消逝了我所有的锋芒与光亮。
漆黑的隧道终会凿穿／千仞的高岗必被爬上／当百花凋谢的日子／我将归来开放！
虽然我常失机缘，但我的成长与自我转型也是金不换的。我相信，我工作七年间的成长，远远大于我的大学以及身处乡村的流金岁月。我同样相信，未来我若有所为，也是和这几年的经历有关。
2002年8月31日深夜
附记：七年来与近一两月来，经历了太多风雨与波折，今天我把这篇已陈旧了的文章献给那些曾经和我一起走过与聊过的朋友们，我想说，无论我曾经在哪片土地上洒下泪水，我都是带着阳光离开的。在三十岁之前，我宽容了一切，也宽容了我自己，宽容了各色土地及深播其中生生不息的生命与力量。
2002年10月31日于大西洋边
又记：世事与心灵，沧海桑田。我在文中叙述的张五常先生，今已“藏之名山”，因为逃税失踪近两年。我的那位媒体挚友数月前因“《南方周末》被收容”同样做了被逼出走的雅典公民，辗转投身于另一家政经杂志。我就读于巴黎大学，兼做《南风窗》杂志驻欧洲记者，继续以孝悌之名，维持乡下赤贫父母兄弟的生计，代偿中国政府城乡分治的原罪。让我对留学犹豫不决的农民调查终因出国暂时放弃，国内已有《中国农民调查》，亦可欣慰。
除了思想与儿女，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留在世间。今天，春暖花开，是个幸福的日子，我的女儿已经满周岁。隔着电话听她喊爸爸，一声声清脆的童声，响彻于万里之外的中国。
2004年初于巴黎米哈博桥畔
再记：近月来，当我回到国内，《南风窗》已经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今晚，在北京大学的一个宣讲会上，我将《南风窗》的传统归结为四个关键词——责任、希望、新闻与思想。
甘地说，善，以蜗牛的速度前行。愿所有参与书写时代命运的人，都心存希望。
2005年10月24夜于北京普度寺西巷
把一生当作自己的远大前程
——给朋友的信
（《思想国》代跋）
尊敬的M兄：
谢谢你的长信，我读了好几遍，却苦于没能抽出整块并且宁静的时间来回复。虽然立即让J兄转达了谢意，但是几天来我心里一直惴惴不安。最近一直在忙一本思想史的译稿，由于作者催得十分紧，近一个星期我一直在没日没夜地补译注释。好在今天上午一切终于忙完，发给了作者，算是松了一口气。
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文，记述自己若干年来的心路历程。题记为“上帝热爱人类，让有理想的人分散在四方”。所以，当我读到你数千字的长信时，心中充满了感恩之情，直至现在，仍无法平静。我之所以心怀感恩，不只是因为你的夸赞与鼓励，更是因为在J兄的帮助下，我们这些有理想的人、这些在这个糟糕或伟大的时代同路的人、这些曾经孤军奋战的人能够无处不相逢，让人生这原本平凡而孤寂的程旅，顷刻间变得如此赏心悦目、光彩照人。
人生苦短，想做的事情太多，而能做的事情少之又少。上次我和J兄说，我能给自己最好的箴言，莫过于“爱我一生一事”。这“一生”，自然是我自己的“一生”，人应该为自己生活；这“一事”，对于我来说，就是献身于思想与文字。我从不讳言，对于文字我有着宗教一般的虔诚。唯有自由思想，才能让我们可以不依仗或畏惧权势。我相信我的文字及文字里所承载的思想是我所有力量与希望的源泉，是我现在也将是最后的安身之所。
谢谢兄在来信中着重谈到了“幸福与自由”，这是我所有文章里的灵魂字眼。我知道你是读懂了我的每一个字的人。
关于“什么是幸福”，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曾经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