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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突如其来，夜神月断定自己将可以借助这本笔记簿伸张人间的正义，实现平生的理想——“我要用死亡笔记彻底改变这个世界！我要成为新世界之神！”
于是，凭着父亲是警察的便利，夜神月开始有计划地“笔杀”从警局档案里查到的坏分子，以及那些在电视新闻或者他在生活中遇到的为非作歹者。夜神月惊奇地发现，这个笔记簿不仅可以让人死亡，而且让他们按照自己预设的方式和步骤死亡。
中国人抱怨：“修桥补路瞎双眼，杀人放火子孙全”。作为罪恶的终结者，夜神月认为只要有了死亡笔记这个正义之簿，乾坤会在他的笔底倒转，因为“谁都不做坏事的话，世界就会向好地方发展！”
出乎意料的是，在代替死神行刑若干次之后，权力给予这个中学生的迷醉显然远远高于他对正义追求的渴望。所谓“身怀利器，杀人自起”、“人挡杀人，佛挡杀佛”，为了与警察斗智斗勇，他不惜杀死了追查凶手的警员，甚至连自己的女友都不放过。故事由此展开，直到夜神月最后被逮捕归案。
以笔杀人，代行人间正义。夜神月的扮演者藤原龙也曾经主演过以残酷著称的电影《大逃杀》，当被问到如果有这样一本死亡笔记会否像主人公那样使用时，藤原龙也的回答是干脆利落的“不”字。在他看来，夜神月所追求的是一种病态而过激的正义。
【反乌托邦】
古往今来，人类在心灵上向往一个美好的世界。为实现它，人们将其诉诸理性，于是便有了琳琅满目的乌托邦实践。从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到善男信女眼里的天堂，从莫尔的乌有之乡到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个中悲喜，牵动整个人类历史。
哲学家尼采说：大家一起去做超人。不过，接下来的问题，当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拥有了近乎上帝的权力，可以清除人世间的所有“垃圾”，为世界做“排毒养颜”，他们又将如何运用自己的权力？以及，如何避免文明的马车在暴戾的驱赶下翻转或如伏尔泰所警示的“人人手持心中圣旗，满面红光走向罪恶”？
20世纪既是人类“真刀实枪”实践乌托帮最疯狂的世纪，同样是反思乌托邦最深刻的世纪。关于后者，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一九八四》，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扎米亚京的《我们》，所有这些反乌托邦作品，无不都是在理性与心灵层面让人类重新回到了大地，放眼一点一滴的改造。
沿着这根逻辑链条，如果我们能够以“权力批判”或“正义论”的角度来理解《死亡笔记》，就不难发现，《死亡笔记》不但不是荒诞不经的恐怖题材，反而是一部严肃的反乌托邦作品，意创笔随，令人深思。
权力用到极致，就是让一个人在肉体上消灭。既然《死亡笔记》是在批判权力，那么死亡便只是一种隐喻。事实上，世界电影史上的著名影片，许多便是与死亡有关。
比如，在《第七封印》这样的作品里，死神更是从片头摇晃到片尾，甚至还会亲自跑去锯树，好让死期将至又自觉高人一等的演员从树上掉下来摔死。
【“死亡通知”】
在媒体跟进的相关报道中，《死亡笔记》被简化为：主人公从死神手中得到了一本《死亡笔记》，只要在上面写出某人的名字，以何种方式在什么时间死去，就会让这个人在指定的时间内以指定的方式死亡——这似乎也是目前在青少年中流行的“死亡笔记本”的主要功用。
也有人认为，《死亡笔记》挑动学生“复仇”。漫画《死亡笔记》和孩子们手中的死亡笔记本因此变成了“巫毒娃娃”，变成了一个诅咒的道具。有关方面的判断是：“非法出版物”《死亡笔记》中包含了神秘主义、死亡、报复等诸多内容，这些黑色感情将对孩子幼小的心灵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严重影响孩子的人格发育。未成年人看后会在心理上受到很大影响，从而走向颓废、死亡甚至报复，会产生不着边际的幻觉。
“这是孩子们承受过大压力的外在宣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尹韵公认为，我们的教育有些忽视了对学生排解压力的引导和关切。面对激烈的升学竞争拼命学习，遇到压力却没有合适的宣泄途径，因此很容易受到屯些非积极宣泄方式的诱惑。
北京市精神文明办公室未成年处副处长李建国表示，如想让“死亡笔记”乃至更多的不健康游戏销声匿迹，需要从两方面抓起，一方面加强对市场的管理，彻底切断这些不良物品的来源，另一方面更要逐渐改善学生受教育的环境。
另据《海口晚报》报道，为响应上级有关部门的号召，海南省组织播放“爱国主义影片”狙击毒害青少年的非法出版物《死亡笔记》。为大、中、小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电影文化大餐，掀起一个看爱国主义电影、抵制腐朽思想的高潮。
然而，既然有关部门认为《死亡笔记》影响的只是未成年人，那么就应该建立起一种分级体制，保留成年人享用这些文化产品的权利。当然，分级的条件是我国合法引进《死亡笔记》，而非目前的非法也即盗版状态。人们并不反对对“非法出版物”的查缴。
但问题似乎并不止于此。人们注意到，即使是在实施了电影分级制度的日本，《死亡笔记》的电影仍是G级，即大众级。该级别的电影内容 可以被父母接受，影片没有裸体、性爱场面，吸毒和暴力场面非常少，对话也是日常生活中可以经常接触到的。
虽然中日两国传统对“死亡”的理解有差异，但为什么该片到了中国后竟然成了“毒药”？差异真的这么大？相关行为仿佛是从准备自杀的孩子手里抢夺药瓶子，究竟是中国孩子过于脆弱，还是中国大人过于敏感？
【“贞洁城堡”】
1973年，墨西哥著名导演奥图鲁•；利普斯坦曾经拍过一部名为《贞洁堡垒》的电影。据说该片改编自墨西哥的一件真人真事。主人公加比雷尔•；利玛靠着制售老鼠药为生，为了避免外面“肮脏世界”的污染，他纪委严明，从不让妻子和3个孩子走出家门半步。整整18年，为了这个位于墨西哥市中心的“城堡”的“纯洁”，他甚至将3个孩子的名字分别改为“将来”、“乌托邦”和“意志”，以此表明他将包办孩子的精神、思想与未来。
显然，利玛将自己对外面世界的恐惧强加给了自己的孩子。这种例子很多，套用心理学上关于“恐怖症”的一些理论描述，在此不妨称之为“户外恐怖症”或“开放恐怖症”。前两年，有则关于“母爱”的新闻足以令人悲叹：哈尔滨一个叫姜滨蓝的母亲，因为害怕自己和女儿受到外面世界的污染与伤害，于是钉死房门足不出户，与女儿一起过了15年与世隔绝的日子。
在这个父母掌握了一切话语权的世界里，具体而言，就是父母用自己的经验没收孩子的经验，用自己的知觉代替孩子本可自主理解这个世界的知觉。孩子因此不但失去了自己的大脑，而且只能作为大人肢体的延伸而存在。
当媒体大张旗鼓地宣称《死亡笔记》“入侵校园”，我们是否同样受到“文化恐怖症”的干扰？在贞洁程序启动之时，一方面，孩子被放进“贞洁城堡”隔离，另一方面，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在保护孩子时，实际上连大人的文化自由也给剥夺了。
如上所述，在文化与价值被包办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是未成年人。当政府以国民监护人和心灵导师出现，这个国家其实是永远长不大的国家。因此，重新定位政府在文化生活中扮演怎样一种角色才显得尤其重要。
比如，在家长与学校面前，政府如何做到不在教育事业中越俎代庖？我们在为孩子制造一个贞洁世界时，是否真的体认了孩子的感受？去年，有文化官员指责观众带着一种扭曲的心理在观看超女——然而，子非鱼，安知鱼之心理扭而且曲？
显然，对于一个国家文化心理的成长来说，真正有希望的事是让公民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环境中成长，而不是与外面“肮脏的世界”的绝对隔离。事实上，这也是做不到的。
熊培云：“艾氏9？11”—中国式报复与反抗作者：熊培云
来源：原载《南方周末》
来源日期：2006611
本站发布时间：2006611 8：5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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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月30日，32岁的河南农民艾绪强被北京市二中院判处死刑。法院判决认为，艾绪强为了报复社会，采用暴力手段，造成多人死亡和受伤，其行为已经分别构成抢劫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