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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我想补充一下，任志强有个观点，我们国家做到了“十二五规划”，但从来没有做过国民居住规划，他认为中国要有国民居住规划，不要把所有的公共投资集中在大城市，不是大家挤在北京，搞到均价五万才买到一平米房子。中国这么广袤的土地，合理分配、合理规划了，国人是可以住得很舒服的。很多网友骂任志强，我认为你只要耐心地去读任志强的东西，会发现他对很多问题讲得很有道理。
再说杨支柱事件，杨支柱有一句话很对：他不反对夫妻之间的计划生育，他反对国家强制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由夫妻自己来计划，不是说国家来代替计划。
提问12：有很多朋友对乡村图书馆感兴趣，我是立人乡村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可以到立人图书馆去看看。今年冬天我去湖北，发现当地很多中学生思想水平非常高，读过非常多书本，甚至比我们的志愿者水平还要高，这让我非常惊讶。所以诸位对现状比较苦闷的话，建议大家多去了解一下。
提问13：熊老师，您好！今天主题是“国界与自由”，您谈国界更多的是地理意义上，现在我们有网络，网络自由没有界限，但是中国在做中国长城三号。网界与网络自由这个话题，您有什么看法。
熊培云：有时候我会创造出一些词汇，我们不是要建“网络墙国”吗？我就造了一个词，就叫“墙国”，美国华尔街叫“Wall street”，中国的“墙国”就是“Wall state”，我们就是在建立这么一个国家。
谷歌退出中国，有人说是中国封杀了谷歌，但是谷歌是一个世界性的公司，版图比中国大多了，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圈了一个地方，自我封闭，自己减损自己。这种墙不是封闭世界，是封闭我们自己。
提问14：主持人提到了国民居住规划，印象中日本以前有个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给国民一个具体的目标。前不久重庆市书记薄熙来提出重庆农民的增收计划、外员增收计划，这些提得非常实在、具体，这完全不只是一个公众的概念。
今天的演讲归根到底落到人的话题上，因为国家没有人的话，不成其为国。南极洲没有人，所以它不是一个国家。
自由完全是对人的权利的主张。在电影《勇敢的心》中，华莱士被赶走的时候，说了一个“Freedom”（自由）。真正要落实自由，必须要具体到人们的权利，实实在在地落实民主与自由，自由不是口号，必须跟民主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称之为社会有推动力的力量。
我们经常说，权利和义务，责任和权利，应该是对等的。大街上能看到很多要求公民履行责任的宣传口号，比如保障安全是公民的责任，纳税是公民的责任；但看不到一条主张公民权利的宣传，公开纳税所得，公开政府财务预算，这是公民的权利，但是我们看不到。
人大代表，我觉得名称都有点问题，现在的人大代表是代表人大，不代表人民，这个名字要改变，直接叫人民代表，这很直接，就代表人民。所以这方面想请熊老师给予一些解答。
熊培云：你刚才说的那些问题本身答案都在里面。要做什么，政府都知道，只是很多情况下就是不做。如果要求一个贪官公布自己的财产，那他就是自取灭亡。如果有很多这样的阻力，财产肯定公布不了。
税权也是一样，《宪法》规定了交税的义务，但是交税的权利没有任何说法。这些都是非常大的问题，需要慢慢改变。
你说的宪政问题，我觉得宪政本身就是要给政府划一道底线，有些事情是不能越界的，但恰恰是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的这个国家变得特别魔幻，很多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发生了，因为没有底线。
观察中国的农民打麻将，你就知道中国搞宪政的条件是完全具备的，宪政说到底就是让大家来判断自己的利益是什么，打麻将的时候，不会别人要求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会维护自己的利益。
这不是很难的事情，只是这个事没有做。
提问15：听了这个讲座，我的脑海中一直出现四个字：公民意识。刚才那位大学生村官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我把它理解为怎样去提高公民意识，他说，有很多的现象，其实是公民意识的缺乏。首先公民意识是要承认你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你有发言权，可以自由选择，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在社会还有很多的一群人，他们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观点，怎样去提高这群人的公民意识是个问题。
我想回应那位同学，首先你得自己相信他是个独立个体，你承不承认他是一个具有生命价值和尊严的人，有没有赋权给他。就像杨老师所说，你不能代替他的角色。
前面一些同学的发言让我感触特别深，我又想起了一句话：行动改变生命。的确有很多现象是我们发现的，也会停下来去思考，去抱怨，但是多问一问自己，我们要做些什么？我们有没有用自己的行动去改变呢？有没有信心让政府信息公开呢？上海有一个律师，他就在用自己的行动让政府公布一些环境的信息。用合法的手段促使政府把信息公开出来。深圳一群青年人也在做这样的事情。
我对于我自己的告诫是：只有行动才能改变。
熊培云：就地改造，我2003年在法国时，国内有一个特别大的孙志刚案，当时有一句话：“眼泪一夜之间洒遍互联网。”我很关注这个事情，有种失落感，我觉得国内的朋友在改造中国的风暴中央，而我在一个很边缘的地方。中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法国这些欧美国家，社会转型已经完成了，当年也出现了很多人物，像雨果等。中国这个时代其实也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这是我后来很快回到国内的原因，比如说我现在做的图书馆也是特别具体的改变。
主持人：我补充一个例子，刚才讲到“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但其实，也是有这么大一群人从别人的乐土回来了。我有一个朋友，他本来在新西兰呆得非常好，他说当时汶川地震一震的时候，把他震得内伤了，觉得自己不能呆在新西兰。他坚决地回来了，就地改造。这样的青年人很多，这个地方有很多事需要我们做。今天坐在这个教室的人，应该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英。如果我们都不做点什么，还指望谁来做呢？
提问16：想就农民工问题请教熊老师。现在大城市是在经济上欢迎农民工的到来，但是在制度上又排斥农民工的到来，他们的居住权没有基本的保障。但《宪法》规定每个公民是平等的，但是在具体权利的行使当中，会产生巨大的鸿沟，农民工在这个鸿沟当中成为游民，可能会成为危害社会安全的一种因素而存在，您认为我们在制度设计上应该如何填补这种鸿沟？
熊培云：您是要我给中国政府开一个药方（现场笑），其实制度设计，遵照《宪法》给大家正常的权利就可以，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宪法在具体落实方面成了一个权利白条。
主持人：我补充一下这个问题，我正好跟王学泰老师做了一个专访，叫做《流民、游民与社会动荡》，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怎样才能使这个流民社会变得有根？公民社会才能使流民社会有根。具体地说，不管是农民，还是其他身份，如果说都有统一的社会保障、基本的福利保障，他是一个平等的国民，这就是它的根所在，社会保障就是他的家，而不是湖南某个小山村、深圳某条街道，如果这样，都不会导致社会动荡与崩溃。
熊培云：这其实跟政府的定位有关，中国现在到处很乱，但政府没有真正地去治乱，古代有一句话：“乱世用重典。”我们现在治理国家：“乱世用盛典。”搞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国庆，花了大量的钱，这些钱如果用来给民众的生活划一道底线，足够用。说到底还是政府愿意花多大的诚意与决心来做这个事情，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我接着那个朋友的话说，实际上政府之所以会这么做，最明了的原因，就是它的权力没有受到限制，而且长期的执政观念，认为这个社会就是它的囊中之物，取社会上一些东西的时候，就像探囊取物。
古代说到土地问题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的权力特别大，占有一切，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臣民就像地上的庄稼一样，想收割就收割。现在是政府的权力非常大的时候，“普天之下，莫非国土”，国家有权力，控制了一切。最根本的转变还是我们这些人，有真正说话的权利，有真正决定这些官员命运的权利，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