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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即逆境
上一篇 作者：熊培云 来源： ＇402期 A33＇ 更新日期：20060831 下一篇
无论是谈判，还是谈恋爱，人多爱讲条件。这不是因为人世故，而是因为人必须生活在一定的条件之中。值得思考的是，当人们受制于这些条件时，会感受到自己身处逆境之中，而当人们充分地享用这些条件时，却经常忽略条件给我们带来的麻烦。这种麻烦，就是我要说的“条件即逆境”。比如说，当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人们准备仓皇逃命时，都不怀疑自己身处逆境，但是，在旅客们刚踏上这艘世界顶级邮轮时，却可能毫无察觉；又比如说，鱼儿在鱼缸里游泳，并不知道自己身处逆境之中。但是我们知道，鱼缸可能随时会被打破，水可能因为主人的疏忽随时变质。换言之，鱼儿在获得鱼缸这一条件时，同时也获得了鱼缸这一逆境。人类不断地为自己创造条件时，也不断将自己抛进逆境之中。人们在创造条件时，也是不断地将人们从一个逆境转移到另一个逆境。不同之处，也许只在于，有的是地牢，有的是“天鹅绒监狱”。如今，当科技引领时尚，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或者宗教时，同样意味着人类成为无穷逆境中的难民。就像影片《心慌方》（Cube）一样，你打开一个房间，只意味着进入一处新的逆境。逆境的存在，意味着人永远不会真正自由。这不仅因为环境没有给人类充足的积极条件，还在于人们自己制造的条件同样具有消极因素。比如说汽车是人为自己制造的条件，但是，汽油短缺同样让我们举步维艰。法国漫画家菲利浦·格吕克曾经讲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过去有比现在更多的未来”。在我看来，这句话已经接近真理。这里讲的实际上是选择的问题。举例说，人类祖先没有从树上下来之前比下来之后便存在着多一种选择，即，可以选择不从树上下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当那些学会直立行走的动物从山重水复中走向了村落文明，直至今日的城市文明时，不可否认，无论是过去“落后的”村庄还是现在“先进的”城市，对于人类来说，都是一种逆境。倘使那时的领袖能预见现在的房价这么高，为子孙后代着想，或许真有可能考虑住在树上。毕竟，在有人类走向“文明”之前，天底下处处是“免费的午餐”。人类文明发展至今，也抛弃至今。我们既抛弃了处处是免费午餐的“树上不文明时期”，也抛弃了让卢梭充满怀旧之情的互敬互爱、自由平等的“黄金时代”。选择，就是一个不断抛弃的过程。每次选择，都意味着新的条件的诞生，也意味着其他条件的消失。从这方面说，如果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每次选择都意味着将所有鸡蛋都装在一个篮子里，因此危机重重。正因为如此，保护文化多样性成为拯救当今高速发展中的人类文明的当务之急。保护文化多样性，归根到底是出于对人类选择权的保卫。一旦失去选择，人类将会怎样？我们正面临这样一个悖论—随着科技、传播的发展以及物质生活的丰富，个体的选择已经越来越多，然而人类的选择机会越来越少。这种真实的困境，就像作为个体的人的成长一样，每个孩子都有千万种选择机会，而到了中、晚年，则会进入了别无选择、不做选择的“霍布森选择”困境之中。时间赋予人类的，似乎永是一个悲观的前途。糟糕的是，基于时空变化，我们的每次选择，都将是惟一的。因此，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法国前文化部长、作家安德烈·马尔罗曾以小说《人的命运》（La Condition Humaine）扬名。在他看来，人是世界上唯一预先知道自己要死的动物，人要根据各自的生活态度和条件做出自己的反应，这种反应就是不断地“行动”，从而证实自己的存在和价值。著名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曾在《人的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一书将“劳动”、“工作”以及“行动”作为人的三种基本条件，指出行动与积极生活的意义。换言之，人类的光明前景，并不在于人或人类是否永生，而在于人不断地超拔于逆境之上。人类加之于自身的真正善良，就在于即使“天塌下来”也要积极生活。这种朴素的“在逆境中求生”，成为人的全部生活与信仰的源泉。当逆境因此成为一种条件，有理由相信，正是逆境的永恒，造就了人的永恒。 重新定义 “《日内瓦公约》的规定过于模糊，国会应该对其加以‘更好地定义’，以明确审讯者在审讯战俘时应遵守的准则，以免犯下重罪。” ——美国首席检察官艾伯托·高兹勒斯近日在美国国会一次听证会上如此表示。他建议国会提供一个清单，列出哪些行为在《日内瓦公约》保护战俘人权的条款中是犯法的。很明显，这是布什政府为其虐囚的士兵在寻求法律脱罪的机会。该消息引起了相关组织及法学专家的注意，他们认为布什此举是在公然挑衅国际法，藐视《日内瓦公约》，而美国国会议员也为此争执不休。
熊培云：语言的动物，预言的囚徒作者：熊培云
来源：《周末画报》专栏
来源日期：2006105
本站发布时间：2006105 10：05：27
阅读量：214次
亚里斯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理解这点并不难，因为“你不关心政治，但政治关心你”。没有谁能离开政治生活，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得“贼上了贼船”，透过政治实现人生。
想说就说，想唱就唱。与政治相比，我们仿佛是语言的绝对主宰——因为我们不仅创造了语言、设置了语法，而且规制了标准统一的字典。倘使有人写错了字，立刻会有人指出它错在哪里。必要时，我们还会发明或进口新词语。凡此种种，谁会相信自己是语言的囚徒？
然而，大凡工具皆有两面性。在工具面前，没有一个使用者是彻底自由的。这种不自由不仅表现为我们为掌握某种语言必须学习相关规则；更重要的是，在我们使用过程当中，语言会反向操纵我们，使我们心甘情愿踱入词语的牢笼。
我们注定只能通过各自“千疮百孔的语言”进行思考，它随时会背叛我们。且不说高高在上的政治词语会枉顾时代变迁使人陷入困境，即使是那些司空见惯的平凡字眼也难免让人啼笑皆非。譬如说，前不久有位北京居民，因为写了张“还欠款壹万叁仟元整”的欠条输掉官司。法院判定“文责自负”，既然欠条为其亲笔所写，并因此产生歧义，那么书写人理应承担最不利于自己的结果。
“还”字欠条虽是小概率事件，但它足以说明语言的不牢靠。正因为语言的这种“开放性”，有人扬言任何一首唐诗宋词都可以被解释为风情万种的低俗小说。同样，历史上的谶言谶语总能在后世找到“应验”之物——当然，巧合是“应验”，巧不合的是“待解之谜”。
九十年代《The Bible Code》曾在西方流行。据说通过循环抽取字母，有人借助计算机在《圣经》中找到了“拉宾—遇刺”、“萨达姆—飞毛腿”等“预言密码”。显然，这不过是场文字游戏。如有反对者指出，整本《圣经》希伯来文有几十万个字母，至少可发生百亿种字母组合，所谓“密码”不过是断章取义的巧合。
人是语言的动物，也是预言的囚徒。人类不仅习惯于在典籍中附会自身的命运，而且不断创造新预言引领未来。所以，当一些密码信徒着手在《圣经》中寻找“拉登”与“9·11”的蛛丝马迹时，亨廷顿若远见的巫师为继续推销“文明冲突论”乐此不疲。
无疑，古往今来人类只有一个文明，即人类文明，任何文明只是其中一个分支。如果说各文明之间发生冲突，也只是“不文明的冲突”，因而对于地球人来说，重要的是在不断融合中消除“不文明”。
可以推断，当“文明冲突论”变成时尚，当人们把对现实预言性的描述当成现实本身，原本没有冲突的国家或文明开始枕戈待旦，它不仅掩盖了弱肉强食的政治，并且帮助别有用心的恐怖分子招兵买马。 当一起偶发事件变成蓄谋已久的阴谋，潘多拉盒将从此打开，冤冤相报、恶性循环。人类诸多苦难便是这样一层层“解释”与“预言”出来的。上世纪数次将人类推向灭绝边缘的军备竞赛不正是在不断地预言中完成武力升级？
命名即创造，想象即诞生。“俄狄浦斯悲剧”很好地展示了那些可能导致“自我实现”的“消极预言”将如何影响人的命运。正是这个导果为因的“消极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