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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宁呵呵一笑，“没事没事，您老人家放心，我们坚决不向别人说起，包括我们的下一代。”
“臭小子，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谁怕你说啊。”宁瑞丰笑了笑，指着远处问道，“你知道那个白发老头是谁吗？”
“不知道。”常宁摇着头，认真的说道，“虽然我不认识，但据我的估计，他在党内的地位，至少在资历不比您老人家低。”
“嗯，他叫王汇悟。”
“爷爷，你是说，那个白发老头，就是，就是那个大理论家王会悟？”
王会悟，这个名字在党内可谓是大名顶顶，如雷灌耳，党内著名的理论家，当年几乎参加了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途中因为得知家中老父去世匆匆回家奔丧，而错过了名垂青史的机会，失去了党的创始人之一的头衔。
“没错，他就是那个王会悟，一九二一年入党的老党员，我当年入党时的两名介绍人之一，既是我的老乡，又是我曾经的老师，还是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
常宁闻言，心里不禁对王会悟肃然起敬，难怪有人说，南苑园是藏龙卧虎之地，爷爷已经是一九二三年入党的老党员了，现任的领导人当中，从入党时间算，已经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了，没想到天外有天，还有一位建党元年的老前辈存在，常宁在大学里学过党史，知道王会悟的历史，可不了解他与爷爷的关糸。
“小常，听说你喜欢历史，一定了解一点党史，你知道吗，历史并不仅仅是由一些所谓的重大事件组成的，还有无数的细节琐事，才使得我们的历史如此的丰富多彩……唉，前因后果，没有前因，哪来的后果啊。”
0358往事如风
“在我们党的历史，有两位名叫王会悟的革命老人，另一位是女性，所以我们说的这位王会悟，为了表示对女性的尊重，在一九三二年的苏区，就把自己改名为汪仁悟，汪是他生母的姓，因此，我们还是叫他汪仁悟。”
“在我的家乡宁家村的村外，有一条西江省有名的大河叫锦川河，河的对面有个王家村，河没有桥，要渡过近五百米宽的锦川河，全靠一条能载几十号人的小渡船，两村同河不同县，宁家村属于万川县，王家村属于万锦县。”
“记得那是一九二三年的十月，初秋的一天，王家村的地主王贵田家里，他二年前因为逃婚而出走的大儿子汪仁悟，突然一身洋气的回来了，那时我刚满十八岁，三年前在县城读过两年初中，算是宁家村比较有文化的人了，我的父亲给锦川河对面的王家村王贵田家做了二十多年的长工，王贵田家在村里办有一个小学，我通过父亲的介绍，一边在那个小学教，一边给王家干点记帐之类的杂活，那时候王贵田已经去世两年多了，家中事务均由汪仁悟母亲主持，记得他家当时还有水田五百多亩，但毕竟是女流当家，家道已慢慢的败落了。”
“汪仁悟生于一九零零年，毕业于省第一师范学校，一九二零年曾经在万川县县中当过一年的语文教师，恰好就教于我所在的班级，因此他算得是我的老师了，加两家仅一江之隔，我父亲又是他家的老长工，我们亦师亦，很快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就在那个时候，他成了我革命道路的启蒙者。”
“汪仁悟回家后，很快就找到了我，原来他二年前逃婚出走后不久，就加入了党组织，并被党中央派往苏联学习了两年，半年前秘密回国，参加了党的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后，被任命为西江省省委委员，兼党的西江省北区特别工作委员会记。此次回家，就是奉命发展党的组织，和开展农民土地革命运动，我自然而然的成了他的发展对象，他成了我入党的介绍人之一，另一个介绍人，就是他的助手，当时特工委的付记刘仲民。”
“一年以后，汪仁悟去了东海市的中央机关工作，我奉命去了南粤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期间我们有整整三年没有任何联糸，不知道对方在哪里在干什么，尤其是一九二七年，蒋xx叛变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xx党人被杀得血流成河，全国到处是白色恐怖，革命正处于最低潮最危急的关头……可是，一九二七年八月的一天，我们非常意外的又在家乡重逢了。”
“当时党的西江省北区特工委，由于记刘仲民被捕叛变，已经被破坏殆尽，刘仲民不但带人烧了汪仁悟的家，还抓了汪仁悟的母亲，知道他是个孝子，得到消息后一定会从省城赶回来营救，果然，当时担任党的省委临时记的汪仁悟，得知母亲被抓的消息后，没有经过组织批准，就孤身一人匆匆的赶回了家乡。”
“那天在万川县城的街头，我们非常偶然的重逢了，我是奉党中央的命令，和四位同志一起，携带着党中央的机密文件，一批枪枝弹药和银元，前往南湖省参加即将举行的秋收起义，我们的使命和行程都是极其保密的，我勉强同意和汪仁悟坐下来谈谈，已经违反了党的纪律，所以当他提出借人借枪借钱救他母亲的时候，我毫不犹豫的拒绝了，何况当时那一带的党组织几乎被xx党所全部摧毁，我没办法信任孤身一人，行动诡密的汪仁悟，因此，我被他骂为忘恩负义见死不救，后来他逢人就说，每当母亲忌日还公开大骂，让我背了几十年的骂名……这，就是我们之间的第一次误会。”
“历史总是这样，误会和巧合，有时候会接二连三的发生在某个节点或某个人身，汪仁悟救母无望，回到省城，万万没有想到，当时的省委因为叛徒出卖，被xx党一夜之间破坏了，当时的西江地下省委有九名委员，唯一的幸存者就是汪仁悟，于是，他不但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糸，还背了叛徒的嫌疑，可这位老兄不反思自己，至今还耿耿于怀的认为，是因为我不帮助他，才致使他耽误了回省城的时间，造成省委来不及转移才被敌人一网打尽，这笔帐便成了他对我的第二个误会。”
“第三个误会发生在一九三二年的苏区，和党失去几年联糸的汪仁悟终于出现了，但那时正逢苏区肃反，我也被撤职审查，失踪了几年的汪仁悟，加对西江省委全部覆没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及身背着的叛徒嫌疑，让他理所当然的成了被审查的对象，没有办法为自己申辩的汪仁悟，托人递条子让我为他证明，可我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怎么为他证明，我只写了他与我在万川县偶然相见，和他为救母四处奔走的事，他却说我不仁不义见死不救，天天在隔离室骂我……好在他有留苏背景，而当时的中央由留苏派掌控，让他勉强的过了关，但从那时开始，他在党内的地位一落千丈，如果说他以前入选过中央政治局，还算进入过中央核心领导层的话，后来他虽然一直是中央委员，但基本被边缘化了，从此他工作和研究的重心，也转到了党的理论方面，逐渐成为党内数一数二的理论家。”
“当然，我对他也有过误会，记得一九三五年，我军长征北途中，我奉中央之命前往东海市，寻找当地坚持地下斗争的党组织，并择机前往在苏联的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在东海市我曾受到敌人的追捕，就在非常危急的时候，我曾在东海市的街头碰汪仁悟，他当时是党的东海市地下特委委员，但不负责和我联络，所以我们装作不认识的擦肩而过，其实那事的确不怪他，当时他也正被两个特务盯着梢呢，一九四三年在根据地整风的时候，他说我如何如何的见死不救，我也就毫不客气的把东海市那一幕扯出来，吵来吵去，我们在整风运动后都过了关，但彼此的误会更深了。”
“建国以后，我在一九五三年调回中央工作，汪仁悟也于一九五五年从东海市调来京城，担任中宣部付部长兼中央党校付校长，当时他是老资格的中央委员，我是政治局成员，由于我负责的是经济工作，所以我们之间的工作没有交集，一年到头见不了几次面，可是，真所谓世界太小，冤家路窄，我一九五三年搬到这南苑园，这位汪老兄本来住在中央党校附近的北泽园的，他嫌那里太吵，于一九五五年春，也搬到了这里。”
“呵呵，两个年过半百的老家伙，象小孩一样斗气，老死不相往来，见面都将头扭往一边，成了南苑园的一个大笑话，汪老兄就象他搞理论研究一样，执着坚守，我呢，也有高傲自负的臭毛病，一些老战老同事看不下去了，纷纷的门劝说，后来，这事闹到主席总理的耳朵里去了，主席批评我说，一日为师，终身为师，你宁瑞丰尾巴翘得最高，将来历史的记录中，他汪仁悟永远都是你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