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郜元宝：我们能不能列举一下当代中国人，也就是住在国内的中国人通过哪些渠道获得西方的知识，或者说制作西方的知识。这一点很重要。
葛红兵：据我所观察到的而言，我觉得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像我们这样，通过读书，第二种是通过电视，我觉得电视一方面是破除幻觉的工具，一方面又是制造幻觉的工具，更主要的是在视觉上给人冲击的工具。比如说我父母，我父亲是在文革中被教育的，他一生都在农村工作，他有一种很强烈的趋向，就是通过看电视了解外国。他跟我说你有机会要去外国亲眼看一看，他认为外国人的确比我们好得多；还有另外一种人，也是我的长辈，他们就说别看外国街道那么宽，房子那么漂亮，实际上内里却是十分糜烂的。比如艾滋病，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不讲道德等等。他们对外国还停留在这种印象。这样区分下来，我想主要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相信电视上的直观图景，一类是不相信电视上的图景。
王宏图：直观图景还包括一些旅游散记，它们和电视一样也给人很直观的刺激。当时塑造的对外国的想象还有《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北京人在纽约》、《上海人在东京》、《中国人在东欧》这样一些书。当时还有一本书叫做《讨个外国人做老婆》，这些书以纪实性为主，艺术性当然很粗劣，但构造的外国的图景还是和当时的政治文化语境有关系。特别像《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如果在现在，这本书可能就没人看了，但是当时国内在经济方面有很多禁忌，中国人被压抑的发财梦只有在美国的土地上才能够实现。当时这本书的畅销有两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异国情调，而更重要的就是发财梦，这两个方面结合得极好，就成为一个很大的卖点。
葛红兵：《北京人在纽约》和《上海人在东京》这两个片子出来后，我曾经分析过。《北京人在纽约》为什么成功？它实际上是一个反过来的模式。以前总是外国人到中国来欺负我们，它现在是反过来了，我们中国人走出国门去，战胜了美国人，并且在美国人那里赚了钱。他这个“战胜”是很曲折的，首先是自己带着老婆出去的，结果老婆被美国人搞掉了，但他又凭着中国人的机智、勇敢、勤劳把那个美国人的工厂收购了，彻底地打败了美国人。这表现了中国人对外国想象的一个变化。过去我们老觉得自己是弱势，后来发现我们也可能在局部成为强势。这个电视剧在当时迎合了大部分中国人的梦想：我们要战胜美国，要在西方面前抬起头来。相反，另外一个片子《上海人在东京》却不成功。因为它没有给人这种在异国发财的梦想，没有给人在异国从性、金钱、观念方面征服外国人的梦想。我想中国人对外国的某种想象在这两部片子中表现得非常强烈：我们现在是扬眉吐气的时候了，是战胜外国人的时候了。
王宏图：你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19）96年有一本书叫《中国人可以说不》，它实际上也是建立在对外国的想象的基础上。（葛红兵：它们是一脉相承的）它能够成为卖点，就是迎合了像你说的当时那种对外国的想象：我们中国人可以和美国人说“不”，虽然不能完全超越外国，但在某些点上还是有力量的。它里面建立的美国的图景也是歪曲的，就像前两年有本书谈美国新闻界如何“妖魔化中国”的，《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也存在“妖魔化美国”的情况。
郜元宝：从文字媒介了解西方、外国、世界，和从图象媒介去了解，尽管有些不同，但也有相同之处。这样的了解都不可能是忠实的。譬如说，我们看好莱坞的电影，获得的对美国的了解当然是浅浮的，但难道文本的阅读就真的是对美国的了解吗？比如我们有很多从来没有出过国的外国文学的专家，他非常熟悉某个外国文学家的风格，但如果让他们见了面，那个外国文学家就会惊讶：“啊，那是我吗？”实际上我们在中国也有这种经验，经常会发现一些作家文不如其人。因为绝对的真实是很困难的，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我们希望中国人对西方有一个尽可能真实而全面的了解，但通过目前的沟通渠道，文本的或非文本的方式，是不可能达到这种理想的。但这不是问题的要害。问题的要害是在这种不完全的接触和想象的过程中，哪一种东西是逐渐占上风的，它压制和排挤了另外一种对西方的想象，成为一个阶段性的或一个时代的主调，占强势的对西方的想象。我们很多人最初读萨伊德的《东方学》，觉得很精彩。因为他抨击了西方学术界对东方的普遍猎奇和歪曲，和建立在帝国主义扩张基础上的对东方的蔑视。但是反过来，我们东方人认识西方人时就能避免这种片面性吗？我们谈了那么多经验，文本的和电影的制作，无论是知识分子参与的对西方介绍，还是政府的政治宣传对西方的想象和描述，难道就能够摆脱萨伊德所说的西方人描述东方人时的那种片面性吗？我想也是很难避免的。这种片面性我们如何认识？它由哪些力量造成？它是受到中西方交往关系的限制还是受到人类的认识能力的不可避免的限制？这种限制有没有中国的特点？
强烈的感情：在“此国”与“彼国”之间（2）
葛红兵：这方面可以通过我们这批人，比如说60年代新生代中国人对一些西方国家，像美国、日本、德国、还有阿尔巴尼亚、坦桑尼亚，具体地意识的分析来获得，比如我们对美国的意识，它在解放前支持蒋介石，解放后又支持南韩的李成晚，这就直接和我国的执政党构成对立的关系，尤其是解放以后，美国人又支持蒋介石在台湾割据，甚至现在很多人认为之所以不能解放台湾就是由于美国对台湾的支持。这种意识就把美国和我们国家的利益挂上了钩。再比如，像我们对日本。日本曾经有数次侵华的历史，比如一战、二战的时候，如果没有这种历史留下的创痛经验，我们对日本会不会不是这样想象的？那么在我们建构对西方的意识的时候，除了这条线索，还能不能理出另外的思路来？比如像萨伊德这样的东方思想家，他在解构西方对东方误解的时候，实际上恰恰是把这种东西方文化冲突暴露得更加充分了，并且把反西方的情绪传达了出来。另外一方面在西方像亨廷顿这样一批人，他们认为东西方的冲突主要是文化的冲突。而且这个文化的冲突会上升到世界冲突的最主流。他们把东方的一些问题看成是必然的，而且会成为西方的天敌，这是一种互相建构的趋向。像刚才你说的在建构过程中谁占了上风的问题我现在还不能回答。我想可能是利益角度的考虑和意识形态的建构占了上风。
谁在传播关于西方的知识
郜元宝：从历史上讲，比如说在“五四”时期，主要是中国知识分子向中国人灌输关于西方的知识，所以“五四”时的西方是一种西方，当时政府是不参与的，无论是段祺瑞政府也好，袁世凯政府也好，他们都忙于打仗，清政府就更不用说了。
葛红兵：但是清政府也曾经在全国选了数位大臣，组织过一次世界性的宪政考察。
郜元宝：那时关于西方的知识的全面宣传还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即使是蒋介石政府，很多官员都西方化了，但就是这样一个政府本身，也并不充当向国民输入西方形象的职能。这是当代意识形态的一种角色规定。后来，也就是49年以后，中国人获得关于西方的知识已经不再主要通过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和当时国人一样接受另外一个更有权威的关于西方的叙述，他们也变成一个读者，一个听众。
葛红兵：这个观察非常有意思。
郜元宝：这种格局在今天也有一种微妙的继承，我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打破它。很多知识分子继续向国人宣传的东西，还是偏向于一种既定的宣传方针。专业的外国问题专家和研究者，他们的声音和研究成果可能会很多，他们对外国的研究和描写会很丰富，可他们的这种研究成果和描写远远抵不过我所说的前一种声音，当然也抵不过刚才宏图所说的那些浅薄的在外国的观光游记和电视剧制作。比如说有一个上海作家薛海翔写的《早安美利坚》，（王宏图：还有《情感签证》），小说的原题据说是“斗斗美国人”，完全是一些笑话，说的是中国人怎样在各方面战胜美国人。
我们还可以提的是中国的强势媒体和学术机构对外国的关注，为什么从原先的亚非拉，少数民族，第三世界转移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