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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ey说到，在每次大风暴后，总是有些漂流木材（driftwood）留在海岸上。因此，每次大风暴之后，村民们便竞相奔到海岸去捡木材。许多年来，村民们遵守一种“先到者得”的习俗，即最先到达海岸者可以任意捡漂流木材，然后把捡到的木材堆积在海岸边的高处，并在木材堆上压放两块石头，以表示这是他自己的所有物。他可以把这堆漂流木材留在海岸边两天。在这两天之内，别的村民会尊重他的这种事实上的产权。如果过了两天，他的这种事实上的产权就不再存在。据说，在这个小渔村中，没有人知道这种“先到者得”规则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以及如何形成的。但每个村民都遵守这种习俗，并且遵守得那么自然，那么有序。很显然，这种结果是纳什均衡，但是，这种自发的秩序安排并不是一种帕累托最优的选择。因为，它诱使村民竞相早起奔去海边捡木头。而这种竞相赶到海边捡漂流木，会使村民有一种不必要的“努力竞争支付”。从福利经济学角度来分析，这种“努力竞争支付”是一种“额外净损失”（deadweightloss）。
帕累托最优处处满足吗？（2）
分析到这里，再看张五常先生的观点。我认为，自助餐没有实现帕累托最优，只能实现纳什均衡（有些情况下，连纳什均衡也实现不了），五常先生将二者的概念搞混了。自助餐一般固定价格（譬如68元），限定时间（譬如规定顾客从进店到离店不得超过4小时），顾客可以自由选择店家所提供的食品。有的店家可能不允许顾客剩余食品。我曾去过几次自助餐厅，发现很多顾客胡吃海喝，尽量拉长时间，尽量多吃。有些人甚至喝醉，吐了一地。且不论这些出格的行为是否令人生厌，至少有一点不可否认，绝大多数吃自助餐的人，进食量比平常大很多，多数人吃撑了，不利于消化，对身体健
康有害。这显然不是什么帕累托最优，存在帕累托改进的可能。
现实生活中，很多交易虽然实现了均衡，但不是帕累托最优。譬如那些非自愿交易所实现的均衡，显然不可能是帕累托最优，甚至难以归入纳什均衡。
2003年10月17日
林则徐“愚蠢”吗？（1）
林则徐“愚蠢”吗？——与张五常先生商榷
林则徐“愚蠢”吗？张五常说：“可惜林前辈不明白一百年后经济学者才弄清楚的货币理论，所以他的分析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其实，林则徐并不像张五常所认为的那样“愚蠢”，那么的“失之千里”，尽管他当时未必不明白现在的货币理论。
18世纪20年代，英国殖民主义者开始经营万恶的鸦片贸易。鸦片贩子把鸦片偷运到中国，每箱毛利最高时可达1000银元之多。巨大利益的驱动，使西方殖民主义者将道德与良心抛到九霄云外，不遗余力地从事鸦片走私的罪恶勾当。
大量鸦片的输入，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从19世纪30年代起，英国每年仅出售鸦片就从中国掠走白银高达数百万元。据估计，1840年前的20年间，中国外流的白银折合银元（银元1元，约折合白银7钱2分）累计当在1亿元以上。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优势被打破了，使当时中国由200多年来的出超国变成入超国。
林则徐见势头不好，上奏道光皇帝，说银两外流会穷国，并激愤地说：对鸦片烟毒泛滥之事，“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65）
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并不认同林则徐的观点，他认为，“林则徐说银两外流会穷国，是不对的。问题是银两是当时中国的主要货币，这外流使货币量减少，导致通货紧缩与经济衰退。要是中国当时懂得改变货币制度，像太平天国那样大的灾难可以避免。”他还表示遗憾：“可惜林前辈不明白一百年后经济学者才弄清楚的货币理论，所以他的分析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学术上的老人与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历史当然是无法假设的，但客观地讲，林则徐并没有像张五常先生所说的那样愚蠢，那么的“失之千里”，尽管林则徐在当时不一定明白现在的货币理论。五常先生对林则徐的指责，同理论与实践相背离。衡量一国贫富程度，按照现代的观点，一般是国内生产总值（GDP），而GDP是用本国货币衡量的。在主要货币为白银的清朝，白银的外流，从表面上看，对GDP没有什么影响，因为GDP指的是一年的总产出，白银只不过是衡量产出的尺度。我猜想，张五常先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但是，这只是从极短期限考虑问题。
白银大量外流的结果，直接造成了“银贵钱贱”的加剧。所谓“银贵钱贱”，是指作为货币的白银与铜钱的比价失衡，银价越来越高，铜钱越来越贬值。清政府规定，农民缴纳赋税，折银征收。农民和手工业者平时出售产品所得的均为铜钱。大量鸦片输入前，1两白银约合铜钱1000文。到了19世纪30年代，要1600多文铜钱才能折合1两白银。这样，假如说过去农民卖100斤粮食可缴纳税银1两，如今农民至少要卖160斤以上粮食才能缴纳税银1两。农民的实际负担无疑比以前大大增加了。中小商人在经营中也多是赚取铜钱，而缴纳赋税则需折合银两，无形之中负担增加了百分之五六十以上。
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的另一个影响是：各地银两短缺，拖欠应该上缴国库银两的现象日趋严重，这又必然影响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以至于清政府有时支付军队粮饷也感到困难。进而，造成了市场萧条、工商业萎缩。
一定时期的社会购买力是有限的，手中的钱用来吸食鸦片的多了，用于购买其他物品的钱必然减少。林则徐经过社会调查后记载了如下的情况：苏州之南濠、湖北之汉口，皆商业比较发达之地，“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65）。南濠、汉口如此，其他地方，特别是江南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受到鸦片泛滥的影响应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也就是说，白银大量流失，实际上抑制并减少了有效需求。而众所周知，被誉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的凯恩斯，他的理论体系中，“有效需求”是枢纽性概念。他用这一概念去解释萧条，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因为货币购买能力不足，并由此导致了萧条。
白银外流导致通货紧缩与经济衰退，也就是说GDP缩减了。显然，我们可以说，“银两外流会穷国”，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无可挑剔。
在银两是主要货币的制度下，出现经济衰退后，五常先生认为可以用“改变货币制度”的措施避免，但翻遍了五常先生的全文，我没见到下文：货币制度到底该如何改变？我的看法是，改变币制，在当时有两种途径：一是废除白银作为主要货币的制度，改为纸币；二是还是以银为主要货币，但采取贬值的办法（这是美国货币主义的观点），或者改货币地租为实物地租（唐朝韩愈的观点）。
前一种做法显然是行不通的，因为，在国际金融制度得到高度发达以前，对外贸易发生入超（对外支出大于收入）的国家，必须用现金来弥补这个差额，而国际收支的主要部分是进出口货物的价值。各个贸易商是进行买卖货物为自己牟利。从进口货物获利的可能性，取决于国内外对外国货物的需求，从出口货获利的可能性则取决于国外市场上国产货的价格。将一个国家在一年中的全部交易进行总计，我们会发觉，进口货和出口货的价值大部分会互相抵消掉，但是没有一个机构使它们恰好相等。当全部进口商欠国外卖主的钱大于出口商从国外买主挣得的钱时，就整个国家来说，产生一个付款大于进款的相应超过额。国际间唯一可以接受的现金形式是金银，因此，“国库空虚”，白银外流，乃是贸易收支出现赤字的征兆。
林则徐“愚蠢”吗？（2）
再看第二种办法。按照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观点，这其实是最有效的措施。但是，在白银为主要货币的时代，以及当时清朝的情况，货币政策面临两难处境。如果在货币贬值的同时实行实物地租，将缓解白银短缺的危机，对农民利益也将做出较大程度的维护，有可能使经济走出通货紧缩的境地。但是，鸦片贸易不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