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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nstein也认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冷战中，对公用品（或公共产品）和其他物品的巨大支出，是美国经济成功的原因（参见《纽约时报》，1995年5月12日）。
再看其他破坏事件对经济的作用。例如在经济衰退中，商家将牛奶倒进河流中，这是否是浪费和无人道的行为？显然，把牛奶倒进海里是出于保护生产者利益的考虑。农民买不起，你送牛奶给他，生产者的利益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害。所以为了维护必要的供需平衡和必要的价格，就得限产，让一部分人先失业，这样就可以平衡供求关系。这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识形态、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当生产达到一定程度，需求跟不上的时候，就得调整生产，就得开拓市场，两方面共同努力实现这个平衡。
还有，事实不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样“残忍”。2000年1月11日《羊城晚报》的一篇报道称：南海市牛奶研究开发公司对目前挫伤奶农的收购价表示已是硬着头皮支撑。据悉，该公司的鲜奶日处理能力是4吨，除固定供奶农户外，许多零售奶农也将鲜奶销往该公司，使公司每天的收购量高达8。9吨，4个冷库全部储存满。卖不出去的鲜奶储存超过7日则变质，于是几乎每天都要倾倒变质牛奶，有时一日倒掉2吨多。也就是说，因为滞销，商家无法储存，牛奶坏掉了，不得不倒掉。我倒要问问那些自认为充满“人文关怀”的学者：我们是否应该将这些坏牛奶免费送给百姓享用？
（2）公用品建设与经济增长。
这方面的理论，凯恩斯讲述得比较完备了，此不赘述。最为鲜活的实证案例，就是罗斯福“新政”。罗斯福上任后从一开始就倾注了极大的力量兴办大规模的公共工程，以扩大政府开支来弥补私人投资下降而出现的空白，并解决部分就业问题。1935年4月28日，罗斯福正式宣布工赈计划，明确规定对有工作能力的失业者不发放救济金，而是帮助其通过参加不同的劳动获得工资。后来人们对罗斯福新政的评价是，这是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的重大事件，帮助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度过了1929～1933年的一场空前大灾难。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得救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也缓过气来了。这就使得“新政”能够在美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中获得一席之地。
进一步的思考
从社会经济角度讲，资源是稀缺的，充分利用而不是破坏，则会带来更大程度的福利。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这只是一厢情愿的考虑。如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陷于低水平的均衡陷阱时，我们就不得不设法打破这个均衡，否则，经济很难启动的。“破窗理论”的真正价值在于，它看出了需求之间的内在联系。当然，如乔新生所说，这种分析是静态的，它没有看到“破窗”的启动效应和由此引发的乘数效应。这就好像一部汽车停止不动，启动开关，汽车加大马力就可以上路。如果没有启动装置，汽车将永远静止不动。“破窗”将带动需求链条，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这也是批评者没有看到的方面。
需要补充的是，如果被“打破”的产业或实施公共投资的产业的关联性较强，则其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更强。衡量一种产业的关联性，主要指标是需求收入弹性原则，即：
某社会产品（劳务）的收入弹性
＝该社会产品（劳务）需求增长率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从计算结果上看，当弹性值大于1时，表明该种产品（劳务）的需求量快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该种产品的生产部门（或行业、产业）应该得到较快的发展。以满足需求的过快增长；当弹性值小于1时，表明该种产品（劳务）的需求量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部门会相对萎缩。如果这个弹性值为负数，这些部门则会发生绝对萎缩。但从现实情况看，弹性值为负的部门是不存在的；弹性值小于1的行业，一般不会作为公用品投资的对象，但如果发生战争或地震，则破坏的产业必然不仅仅是一个。所以，还是不需要担心。
题外话
薛兆丰说：“‘破窗理论’错得这么离谱，却依然非常流行，这恐怕要归功于一知半解的经济学家。他们炮制的‘鼓励消费理论’、‘假日经济理论’、‘拉动需求理论’，都是半个世纪前‘破窗理论’的翻版。”
我要提醒兆丰的是，首先，这个“理论”不是“半个世纪前”提出的，而是“一个半世纪以前”。其次，如果主张该观点的人都被归为“一知半解的经济学家”，那么，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的凯恩斯在经济学上便属于“一知半解”了！薛兆丰的这个论断有几个真正有分量的学者认可？第三，兆丰等先生并没有给我们拿出实证资料做依据。对于真正的学者（包括经济学者）而言，论证应该是以事实为依据的。
你想打破谁的“窗子”？（3）
2002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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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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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宇燕先生认为，甲午中日战争是日本经济发展的转折点，中国的赔款造就了日本经济的起飞。我认为，中国的赔款与日本经济的起飞（或者工业化）无关，相反，它为日本后来的惨败埋下了伏笔。
中国赔款造就“日本奇迹”？（1）
中国赔款造就“日本奇迹”？——与张宇燕等先生商榷
张宇燕先生认为，甲午中日战争是日本经济发展的转折点，中国的赔款造就了日本经济的起飞。我认为，中国的赔款与日本经济的起飞（或者工业化）无关，相反，它为日本后来的惨败埋下了伏笔。
张宇燕等经济学家认为，甲午中日战争是日本经济发展的转折点，中国的赔款造就了日本经济的起飞（张宇燕：《说服自我》，第242页，三联书店，1997）。这个观点似乎有些道理。
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来看，早期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发端于18世纪70年代，以英国产业革命为标志，一般被称为传统的工业化，这种传统工业化主要经过了两个阶段：一是18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70年代以前，二是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经过这两个阶段，主要的发达国家都实现了工业化，历时基本都接近或超过一个世纪，工业化进程最长的已有200多年历史。
相比较而言，日本的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了，其工业化时间没有超过50年，到20世纪80年代就完成了发达国家100多年走完的工业化。
日本的工业化进程为什么如此快捷？其工业化究竟是靠什么支撑的呢？张宇燕等经济学家认为，日本迅速且顺利的工业化，是来自中国的战争赔款的决定性支持的结果。
据张宇燕先生的估算，马关赔款等于日本两年多的国民收入，“如果把中国的全部赔款加在一起，则大体相当于日本三、四年的国民收入。这意味着中国对日本的战争赔款数额之大，以至于即使日本人全都不工作，他们也能够在生活水平不降低的前提下过上三、四年。”日本学者的研究表明：“通过甲午战争，日本获得了数额庞大的赔偿，如按明治28年（1896年）的财政收入计算，这笔赔款相当于4年零2个月的财政收入”（加藤佑三：《东亚近代史》，第10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日本把这笔赔款一部分用于军备扩张和振兴工业，一部分储存到伦敦银行作为日本保有的外币，在实行着金本位的列国之间通行，成功地导入了一种新的金融制度”。
张宇燕等先生称，甲午战争后10年内，日本的公司数量由2884家增至8895家，资本由25000万日元增至93000万日元。在甲午战争前日本的资本总额只相当于中国赔款的一半。通过侵略，一夜之间它实现了翻两番。巨额赔款并且使日本能在1897年改银本位制为金本位制，使日本的金融市场获得了国际竞争力。
我认为，“中国的赔款造就了日本经济的起飞”这种说法缺乏证据。
第一，我查阅的资料表明，日本从中国所取得的偿金，用于陆军扩充费为5700万日元，海军扩充费为13900万日元，临时军事费为7900万日元，发展军舰水雷艇补充基金为3000万日元，共30500万日元，占偿金总数的85％（石井宽治：《日清战后经营》，第54页，载《岩波日本史讲座》，1976）。也就是说，日本拿到中国的赔款，并没有用来发展经济，没有用于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更没有用于改善国民的生活，而是把它拿来扩军，只有一部分拿来建了一家钢铁厂。
日本为什么这么做？通过中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