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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懂，我老远走来买一张票，我要享受我要看的东西。
叶蓉：现在有一位很有名气的导演——冯小刚，他的电影是内地连续三年的票房冠军，但也有评论说他做的是一个商业模式，是易碎品，票房高但永远成不了经典。您对这个评价怎么看？
吴思远：我跟小刚是好朋友，我这里讲他好话讲他坏话都不太适当。不过我觉得他的电影能让观众认同已经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很多人轻视商业电影，觉得商业电影没什么深度。但要全场一起笑，全场一起哭其实很难很难。小刚的电影非常贴近生活，每一个人看到都会引起共鸣，不管他讲的是什么事情，就像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这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了。我觉得经典不经典不是今天说的，往往是过了若干年以后，说不定到时候人们就发现冯小刚是一个很有深度很经典的导演。当时我们看《教父》也是觉得娱乐性好，很好看，现在回想起来，他是黑手党电影里面最经典的。
叶蓉：给我们预测一下今年商业推广做得非常成功的《十面埋伏》，您觉得它明年进军奥斯卡有希望吗？
吴思远：很多人不明白奥斯卡是什么。奥斯卡主要是英语电影，奥斯卡所有会员进行投票，跟柏林、戛纳不同，当时为了国际化才增设了一个最佳外语片奖。如果张艺谋要去参加，也必须要参加这个单项，他必须要每一个国家来推荐，推荐了以后就是初选，能不能入围就很难说了。我觉得张艺谋现在根本不要去在乎什么奥斯卡不奥斯卡。
叶蓉：我觉得您是一个非常坦率的人，在前不久的上海电影节上，您就痛快淋漓地发表了演说，被大陆媒体称为著名电影人炮轰内地电影制度市场弊病，言辞激烈，直指要害。您当时都说了些什么，让这些报社用“炮轰”这两个字？
吴思远：现在的传媒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其实也没有什么“炮轰”，我跟广电总局电影局都是好朋友。你看到我们现在一年才八九亿的票房，跟小小的香港一样，而且票房数字有一大半是进口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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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远香港思远影视公司监制（3）
电影票价为何贵得离谱
叶蓉：但有一个问题您没有谈到，就是票价的问题，老百姓非常关心。算一笔账，在发达国家一张电影票也就相当于人们月收入的百分之一，甚至二百分之一，在美国有些影片首轮放映也就是七块美金的票价，折合人民币也就是五六十块钱。现在北京、上海、广州一些大城市一张电影票卖到50块钱是非常平常的事，在您的UME里面可能还要贵。
吴思远：基本上是60块，进口大片是60，国产片是50。
叶蓉：这个票价对老百姓的收入来说可就太高了。你刚才说您小时候一天看四场电影，现在的小朋友一天哪里看得起四场电影。作为电影人和UME院线的投资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吴思远：目前在中国经营电影院基本上都是亏本的。为什么亏本？你刚才只按照在美国和中国的购买力来比较一张票价。但你有没有考虑到，在美国电影院里面可能同时有十部电影在放映，十部都非常吸引人的电影，而我们一年也不过有一两部电影吸引人，而且在某些节日、某些时间连进口片都不能演。整个电影院有时只有几个人，但我要负担那么多的租金、折旧、员工薪水、电费等等。比如说我在新天地的UME有六个厅，我有六部非常吸引人的电影，我每张票30块都一样，收入可能非常高；对不起，现在我只有这一部电影，就靠这一部电影吃饭，这部电影我再把它降到30块，我的收入就要减一半，我就没有钱去付房租付电费。我们现在收一张票，电影基金5％，其他的税项3。3％，就百分之八点几去掉了，剩下的给发行公司基本上一半砍掉，电影院收回来的只有百分之三十几。这其中还要包括你的宣传费、运营费用，甚至包括广告等等，所剩无几，甚至亏本。我投资电影院主要是兴趣，我对待电影院就像对待我家里的小孩一样，每一样细节我都抓得很紧。我对荧幕亮度比例、声音的大小、椅子的舒适度都非常关注。如果要从赚钱的眼光来看，我去炒炒地皮，卖卖房子会更赚钱，但我觉得我现在不需要赚这些钱，我就需要建立一个电影院的品牌UME，在美国有AMC、UA院线，但是我们中国没有一个叫得响的品牌。我在看到荧幕亮度稍微不够时就马上换灯泡，虽然使用时间还没到。一个灯泡就要八九千块钱。
叶蓉：跟我们透露一下，您在几个城市投资UME总共投了多少？
吴思远：我在北京的UME华星国际影院是在北京乃至全国几乎都是数一数二的，我们下了很多心血把一个旧电影院改造得非常好，最大的荧幕有400平方米。其实投资的多少不是很重要，相对其他的生意来讲，我们这种是很小的投资，在北京是2500万，在上海是1500万左右，其他的也都差不多，总共加起来6000多万。
叶蓉：都是您个人投资？
吴思远：我都是个人投资，北京的业主有一点点股份。
叶蓉：您在投资之初曾经预估，认为六年左右可以收回成本。现在两三年过去了，情况怎么样？
吴思远：可能当时这个估计有些乐观了。在北京的投资六年收回差不多，但上海可能还要多一两年，但是我相信我们的电影院会越来越好，我把眼光看在三五年以后。
叶蓉：您觉得三五年以后整个市场会发生很大变化吗？
吴思远：我想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叶蓉：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判断？
吴思远：今天我在这里预言，我是看好的，少则三年多则五年必然发生变化。我们一直在提很多问题和批评，就是希望推动快点。社会在进步，你十年八年以前想像得到今天的上海这样繁荣吗？想像不到的。我来上海时晚上想吃点宵夜都没有，街上黑灯瞎火，大家讲话还要东看西看，现在我们进步到这样的程度，大家想像不到的。只要政策对了，自然会进步。只要创造条件，迟早有一天我们的电影就像美国一样。其实我们的条件比美国好，他们才几亿人，我们有13亿人。如果我们每一个城市都有很健全的电影网络，院线发行就不会有盗版的现象，每一部电影就能收回他该收回的钱。我想以后我们一部电影小制作也要三五千万，好的要上亿，我们有这个能力。现在韩国电影三五百万美金的制作太小意思了。我们一直在期望有这一天来临，如果说我有一个梦，那这就是我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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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远香港思远影视公司监制（4）
“教父”是这样炼成的
对于圈内人所赠的“教父”之称，吴思远是笑纳了。
我们知道，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某个行业的“教父”。因为“教父”既不是领导任命的，也不是拍胸脯自封的；当然，也不是广大人民群众投票选举产生的。
要做成“教父”，首先就要具备你所处的这个圈子该有的专业知识，而且要比别人更优秀。并不是要你枪枪十环，但你一出手，肯定是八九不离十的；脱靶肯定是不行的，那要被圈内外人所嗤笑。但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做人要厚道、办事要公正；义字当头，情在其中。这样，才能得到人们真心实意的拥护，死心塌地的追随。
吴思远在当场记时，就能扶着摄把子瞅摄影镜了；一般人想看，那是要吃棍子的。为此，他深有体会地说：要搞好人际关系，认识1000个朋友比只认识13个好。做“教父”，莫不是从这里起的步？
我记得一位前苏联作家说过这么一句话：认识100个人，还不如认识10个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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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铁迪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理事长（1）
1935年12月，生于湖南长沙。
1952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2年—1957年，在同济大学工业与民用建筑结构专业学习，并任同济大学党委委员。
1957年—1961年，任南京工学院助教、讲师。
1961年—1966年，任同济大学讲师、教研室党支部书记。
1966年—1971年，下放劳动。
1971年—1978年，任同济大学材料力学实验室教师、负责人，教研室党支部书记。
1978年—1981年，任同济大学数力系党总支书记。1979年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
1981年—1983年，任同济大学党委副书记。
1983年—1988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教卫工作党委书记。
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