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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不了的顾野王读书堆，只恨不能称为“江南第一堆”。其实，那里曾经蛮有水乡味道的，只是某届政府仿佛毕业于大学填河系，除了填河就不会玩别的了，填了一条市河，拆了几座石桥，填河之后在河址上建起了专卖低档玩具梳子胸罩内裤的小商品市场。另几条苟喘的河也难得疏浚，臭气盖镇。
韩寒五年文集
三个地方的三轮车（2）
河被填了以后路就多了，三轮车便有了用武之地。我儿时未见过亭林有三轮车，不料这几天回老家去不得了，风头直逼朱泾镇。
然而民风使然，这里的车夫比较害羞，平时只会躲在角落里等人上门。顾野王读书堆里的树木由于接受了许多来历不明粪便的滋润，蓬勃生长，势达参天，洒下树荫无数。那些车夫便托了粪便的鸿福，日日躲在树下闲聊，没有朱泾的恶斗，也没有松江的嚣闹，一派与世无争的圣人样。但最近突然听说读书堆下没三轮车了，都汇聚到新开的农工商超市门口抢生意去了。尽管在30几度的高温下，而且没有读书堆的参天大树遮阳。
不过据说生意还是不好。亭林弹丸小地，大致上流感病人打个喷嚏的刹那，全镇都会大感冒。这种小地方一般不会有人愿要辆车的，且亭林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每天忙忙碌碌的到底在干些什么自己也未必知道，莫名其妙的人是不会乘莫名其妙的车的。
最后要比较一下三个地方的车况和车费。朱泾的车是最整洁的，生意也最好，除轮胎之外什么地方都干净。亭林的三轮车是最差的，生意不振，除轮胎之外什么地方都不干净。松江的车子则严严实实，难辨脏否，只知道这样厚的盔甲，一枚两枚的“地对地”还打不穿，TMD要有这玩意儿，就成功大半了。车费方面，朱泾的上车2元，车夫不会说什么，但倘若你给他5元，他必找你2元。在朱泾为节省车费可以吓人一下，先不动声色要辆车，在路上把朱泾有什么路一一道来，最好和你祖宗扯上些什么关系，以示对朱泾镇的熟悉，仿佛把你扔在下水道里你都有本事从自家抽水马桶里爬出来。车夫一听以为是老朱泾，不敢贸然动刀，届时给他一块钱，他也大多会无话可说。而在松江没有特殊情况，不会二价，5元，少一分不行，多一分随便。亭林则是个因人而异的地方，碰上个好车夫，给他一块钱，他能拉你去追探索者号科学卫星；碰上个坏的，摸一摸他的车都要5元。
梁实秋说三轮车里可以看出人性的残忍，乍一听像有那么回事，其实不然，因为残忍首先要建立在强迫上面，而车夫从不会用刀架着你脖子命你坐车，你也不会用枪抵着车夫逼他减价，况且乘三轮车不比吃饭大便那样非执行不可，你大可不乘，毕竟路漫漫总有走完的时候。这种纯粹是一个愿坐一个愿拉，反可以看出乘客的懒惰和虚荣，甚至还可以看出一个地方的三轮车和一个地方的人有许多共性。
韩寒五年文集
读《人的末日》（1）
《人的末日》是《论死亡》的精华本，恩莱特教授在茫茫书海里辛苦地找死，最后将找到的死汇编成一本30多万字的书，上海文化出版社在这30万个字中找好的死，删编成“五角丛书”的《人的末日》。这本书在学校图书馆角落里，从登记表上可以看出未有人借过，但封面却很皱——这很好解释，题目太吸引人了。其实，这本小册子细细读读，还能给人许多死之内或死之外的启迪。
书的前言中，译者将人类谈论死亡和谈论性相比，并得出两者一致的结论。其实不然，“食色性也”并不是“死色性也”。人在谈论性时往往嘴上禁忌心里向往，而从来不见有人向往地谈论死。西方文人历来比较开放——其实不是开放只是正常罢了——两样都不讳忌。所以小册子里尽是些什么“约翰”、什么“斯”，中国的只见到一个沈从文，外加一个“译”字，使人难辨究竟是沈从文译别人还是别人译沈从文。总的感觉，中国文人太可怜。其实，我觉得如此浩大的中国不会缺少论死的东西，除了恩莱特对中国文学、哲学总体的不了解外，还包括中国文人向来觉得“死”这东西不登大雅之堂，偶尔写一些也仿佛少女的日记，只待夜深人静时自己品读，并“有理，有理”地叫。
我看到的一些中国论死的东西只有祭文。沈君烈的《祭震女文》，感人至深，但赘笔过多，像什么“她的母亲薄氏，又催促我写一篇祭文”之类，仿佛在炫耀死者之母向他约稿。归有光的祭文好多了，但看来看去终究像在看小说。不过比起中国文学史上的“四大祭文”来简约多了，因为那些祭文像大说，只是多加了几个“吁”、“呜呼痛哉”的感叹和“谁知鬼神，虐我太酷”的感叹，好在那时西洋文化传通受阻，要不则成“虐我太cool”，真是“呜呼”几下了。
再逐条读这本书，发现更有精彩的。首先，要知道人们津津乐道的“死神”是个什么东西。在英文中，死神和上帝同享英文“he”，说明都是男性。在《死亡心理学》里有一段话：“死神十分尖刻，几乎不可能有人比其更精明，尽管你宁愿避开，可其身上有种东西迫使你逼近，你喜欢，但你又害怕。”读过以后，我大为吃惊，以为死神就是一些上海女人。但一本名气更大的霍班的《克莱因蔡特》使我确信死神是个男人——“死神坐在床下，一边剔手指，一边自言自语，并说‘我从没有这么剔净过手指，这真是个肮脏的差事……’”这说明死神的肮脏比起许多男人来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男人再脏也是在床上剔指甲的，而死神在床下。
知道了死神，还要了解地狱。雪莱曾把地狱描绘成是伦敦，“人们纷纷堕落”，脏乱狭小不堪。而雪莱显然悲观了，相反地，英国颓废主义代表劳伦斯在这方面显得并不颓废，在《伊特拉斯坎人的住所》里说“死人的住所特别大特别美”，这又让人难以决定死人到底呆在什么样的地方。在西方哲人的眼里，坟墓却总是个好地方，好像坟墓就是家，所以不知西方哲人的内人会不会“爱上一个不回坟墓的人”。
想想，科技发展飞速，公元前2000年人类的美好设想在公元2000年前肯定都已经实现了——不，只有一条，在《基尔加姆史诗》里，乌特拿比希蒂姆说：“没有永恒的事物，我们能否建一幢永不倾圮的房屋？”我很遗憾要告诉乌氏，不能，不仅不能而且现在我们的房屋还没你们的牢固，别说什么经受地震了，甚至在不地震时都能莫名其妙地塌了。
卢梭在《新爱洛绮丝》中说：“谁要是目标面对死亡无所畏惧，他便是撒谎。”完了，这年头撒谎的人太多了，许多人都说“我不怕死”，也许死来临时，就“怕死我了”。
埃斯库罗斯在《尼俄伯》中说：“惟独死神不喜欢礼品，无论奠酒还是献祭都毫无助益，他没有祭坛，也听不见颂歌。”我纳闷为什么现在有些当官的没当死神的好，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悲剧大师埃氏没写清楚，万一死神喜欢女人，那真是个大悲剧了。
Z。赫尔伯特在《卡吉达先生思索地狱》中说：“地狱最底的一层，与流行的说法相反，这里既未住着暴君，也没有弑母者，甚至也不是那些追求别人身体的人居住的。它是艺术家的避难所。”其实，许多艺术家的确很配住进“流行说法”中的最后一层，就冲着最后一条。同文中：“撒旦也资助艺术，他为艺术家提供安宁的环境、美味佳肴和与地狱完全隔绝的生活。”如果我是个真正的艺术家，就下地狱去找撒旦。
莎士比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说：“我就这样在一吻中死去。”这个意境很符合麦柯尔·开宁的剧本《死吻》。最近在一本地摊杂志上读到一篇题为《新婚夜，新郎吻死新娘》的奇文，看来这年头接吻还需要理性，狂吻之余还不要忘了两个鼻孔也能进气，不要闲置不用，辜负了上帝的精心设计。
阿尔维莱兹在《野性的上帝》里写伦敦警署能鉴别投河自杀的人是死于负债还是殉情，因为殉情者会为解救自己而死死抓住桥墩，手指破裂不堪。相反，负债者像块水泥板一样直沉下去，毫无后悔之意。可见殉情也是一时冲动，最后想通感情这东西可有可无，不像钱，非有不可，你无须对感情认真，而债主会为你欠他钱而认真。
《圣经·所罗门之歌》中说：“如果有人想用自己所有的家产换取别人的爱情，那必定受鄙夷。”《圣经》显然过于神圣了，其实上面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