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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回来吧！”
他的青春真的回来了，因为上面所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他在新年所做的一场梦。他依然年轻，当然他也曾真的犯过错误，但还不至于堕入黑暗深渊，他仍然可以自由地走在通向宁静和光明的道路上。
正在人生路口徘徊，正在犹豫是否要选择光明大道的年轻人啊， 你们一定要记住：当你青春已逝，在黑暗的群山中举步维艰、跌跌撞撞的时候，你才会痛心疾首、徒劳无功地呼喊：“啊，回来吧，青春！啊，把我美好的年华还给我吧！”
生命何必以心跳来衡量？（1）
○约翰·A·麦克唐纳
我是一名普通外科医生，几乎同每一种癌症都打过交道。我亲眼见过一些病人死于小小的肿瘤，一些活着的病人长着大大的肿瘤。我也见过病人和他们的亲友脸上那种震惊的表情，因我不得不告诉他们：“对，是恶性的。”
虽然外科医生在治疗癌症患者时，必须保持职业的镇静，但当别的医生告知你，你或你至爱的人得了癌症时，癌症就离你不再遥远，成了你自己必须面对的强大的敌人。
这种可怕的通知我已领受过两次。第一次差不多是在十年前，我的第一位妻子玛莉怀孕八个月时患了白血病；第二次是在三年多前，那是我刚刚做了心脏手术四个月后，一次偶尔的X光检查时，发现我左肺部有一块淡淡的阴影。
十年前的一个早上，玛莉首先发现她的一只手臂上长了些看似紫癜的斑（针尖大小的出血点），我便带她去做血液检查。后来我们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是肯·巴特勒医生打来的，他是我在多伦多圣迈克尔
医院的同事，该院的血液病专家。
他说：“约翰，我得告诉你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玛莉的血小板的数量只有两万个，而且在她的血涂片上，我根本看不到血小板。我得马上给她做骨髓检查。”
我顿时惊呆了，他的话重重地给了我当头一棒。
下午，我来到玛莉的房间，她直截了当地问我：“约翰，不会是白血病吧？”
我吞吞吐吐地答道：“听着，宝贝儿，别往最坏处想，紫癜的起因有上百种。你的血小板这么少，万一出血，我们担心你会有危险，而你还有三个星期就到预产期了，所以肯希望你马上住院检查。我保证等孩子出生以后，你就会好的。”
可我的这些谎话骗不了她。
“我要叫牧师吗？”她问我。
“如果这样能让你舒服，就叫吧。”
第二天早上，我在家里接到肯的电话，我听得出，他控制着说话的语气，尽量显得平静：“约翰，今天早上你能来吗？我想在7C区跟你谈谈，大概十点钟左右。”
一位好医生是不会在电话里通报坏消息的。我本能地感到肯一定有什么不幸的消息要告诉我。放下电话，我只觉得透不过气来，默念：“哦，上帝，不！不要这样！”
十点整，我见到肯·巴特勒医生。“怎么样，肯？”
他答道：“玛莉患的是急性骨髓白血病。”
我不禁潸然泪下，等我平静下来，我问道：“有没有好的可能？”
“除非她的病情能减轻，不然她大概只有六周到八周的时间了。”
他的预计竟毫无差错。我们的孩子，是个男孩，倒是活了下来——白血病并没有通过胎盘侵入他的体内。
先是得知玛莉患了绝症，然后又知道自己得了癌症。这经历使我清楚，得知癌症的消息对家人的打击比对患者本人更大。但作为患者，我又深知诊断为癌症比诊断为任何疾病都更可怕。即使是当我得知自己需要做一次心脏手术时，我也没感到可怕，反而还颇感轻松，心想手术后就可以痊愈，可以恢复健康了。
但我完全没料到会发现我患有癌症。
那是手术后不久，我准备休假一周去打鸭子，可觉得右胸口伤口附近疼痛，就在启程前几天做了一次X光检查，然后就把这事给忘了。我回来后的第二天早上，1975年10月8日，我的心外科医生克莱尔·贝克打来电话。
“约翰，是关于你的胸部X光片的，布鲁斯·博德想再多拍些片子。”布鲁斯是我们放射科的主任医师。
“片子上有问题吗？”
“哦，就是左肺肺叶有些疤痕，可能是手术后遗症。你若能来，他今天早上就能给你拍片。”
我洗澡时，渐渐觉得刚才那个电话是个不祥之兆。手术后的四个月来，我已拍过许多X光片，都没什么问题，怎么唯独这次有疤痕？而且我是右胸疼而不是左胸。肯定又发现什么新问题了。
在布鲁斯的办公室，他把我的胸片放在观片箱上，我便经历了一生中最为惨痛的一幕——亲眼看到自己左肺的癌瘤。
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觉得心口发闷，得出去透透气。我踉踉跄跄奔下楼，穿过大街，来到圣迈克尔大教堂。我跪在长凳上，却连祈祷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觉得自怜、绝望。圣迈克尔大教堂的钟声响起来了，我想起了约翰·多恩的诗句：“……不要打听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
人们从初次听到自己身患癌症时的战栗中恢复过来以后，紧接着会想：“我得的癌症究竟有多糟？”“我还能活多久？”大多数人都能咬牙接受这残酷的现实。的确，我就经常惊叹于我的病人在得知实情后表现出来的勇气，常问自己：“如果我得了癌症，我能这么勇敢吗？”可是一旦重振精神，你就不再为自己难过，而真正开始了同癌症的斗争。
这时，我们医生就会听到病人说：“医生，你怎么治我的病都行，我不会泄气的。”
海明威曾写道：“勇气就是面对痛苦泰然自若。”我更欣赏18世纪意大利作家维多利奥·阿尔费里的话：“对勇气的考验往往不是去死，而是求生。”面对疾病，与它同在——这就是勇气。
“希望”是我们治疗癌症最有效的“药物”，没有一种癌症（无论在任何阶段）是不可治疗的。把希望注入病人内心，我们就能帮助他以积极的态度同疾病作斗争。这也许有些不合逻辑，无根无据，但许多医生都相信，要使癌症治疗有效，这必须是治疗的一部分。
我曾先后与两位美丽贤淑的妻子共度欢乐时光，我也体验过为人父母的幸福和八个孩子的爱。我的工作总是忙碌而充实，富有挑战。我酷爱音乐与书籍，喜欢芭蕾和戏剧。我常沉醉于健身运动、网球、高尔夫球、冰上溜石、打猎和垂钓。我的餐桌上有美酒和佳肴，我的家里洋溢着温馨与幸福。
但自从我知道我的生命已不长久，我的生活态度改变了。“这是你所剩生命的第一天。”这话对我有实实在在的意义。我倍加珍惜每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每朵鲜花和每声鸟鸣。我们何曾体味过此种乐趣：呼吸畅快、吞咽自如、行走轻便、睡眠香甜？
患病之后，我着手处理一些从前搁置下来的事。我读了原本打算退休后再读的书，还自己写了本书，名为《外科术》。我与妻子马德琳共度了更多的假日。我们常去打网球，尽情地玩冰上溜石游戏，还带儿子们去钓鱼。每每回首患癌症后的这几年时光，我觉得仿佛在许多方面我又过了一生。上次在巴哈马度假时，我沿海滩散步，海浪轻抚着我的双脚，蓦然间，我觉得自己融入了整个宇宙，尽管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分子，渺小得如海滩上的一粒细沙。
尽管我不得已减少了工作量，但觉得自己与病人更容易沟通了。每次走进“重症监护室”，想到自己也曾是这里的病人，敬畏之情油然而生。经历过得知身患癌症的极度痛苦后，我依然能享受生活的欢乐。因此，安慰我的癌症病人便成了我的特别乐事。
一次，一位病人刚做过喉切除手术，我问他是否想喝冰镇啤酒，并给他端来一杯，我看见他眼中闪烁着光辉，此时此刻，我感到一股暖流涌遍全身。
假如我们意识到人的生命只是宇宙中一个微小的瞬间，那么，用年月来计算的生命就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般重要。何必以心跳来衡量生命呢？如果生命如此依赖心脏跳动这一极不可靠的人体机能，那么生命就实在太脆弱了。我们唯一可以绝对依赖的只有死亡。
我相信，死亡是人生中最重要的部分。
我相信，人的生命与漫长的永恒相比只是短暂的一瞬。我相信，凭我的宗教信仰相信，在死后无法描述的日子里，我将“回归圣父”。我相信，我的生命虽短，但经历丰富，我拥有欢乐、爱与成就。我相信，我死后将永远活在我至爱的人们——我的母亲、兄弟、妻子、儿女和朋友心中。我相信，我会在他们的陪伴下离去，并希望，获得上帝那崇高的恩赐——带着尊严，安详地告别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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