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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本来是硬约束，可执行起来却成了“软豆腐”。目前预算执行中的随意性和长官意志很常见，预算约束软化的情况相当严重。一个原因是在目前的局面下，无论是财政部门还是其他核心部门，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起码的条件承担管理全部政府现金资源和审查各部门政策（导致支出增加）的职责。同时预算执行中的监控机制也很脆弱，导致预算实际执行结构经常偏离预算初衷，甚至导致预算重点和优先性的改变。
今年七月一日，美国新泽西州宣布了一项行政法令，因预算经费不足，决定“关闭”州政府。事实上，因政府和议会出现意见分歧而导致政府、机构关门的事情，在美国历史上并不希奇。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不仅仅是美国的州政府，1995年就连中央政府也曾经因为预算问题而遭遇“关门”危机。
发生在美国的政府“关门”事件，令人感叹美国政府的权力原来是如此“有限”，也让人感叹在全世界都能“呼风唤雨”的美国总统居然还有如此无奈的时候。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这恰恰体现了纳税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分量。根据现代民主法治的基本原理，纳税人既是人民的主体，也是国家的主人，而人民的主人地位，正是通过对政府的财政控制来实现的。纳税人在向政府缴税的同时，也有权通过议会来审查政府财政预算、监督政府如何花钱。换言之，通过预算监督这一基点，人民可以限制政府权力，并督促政府行为体现民意。
政府“关门”事件也许过于极端，但从中体现的强有力的预算监督机制却对我们不无启示。在我国，各级人大承担着监督政府财政预算的重任，“预算法》为此设计了一系列具体的制度，要求各级人大代表切实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但在实践中，仍有不少人大代表看不懂专业的预算案，预算案的审议往往演变成程序性的走过场，政府的预算案经常未经严格审查就轻松过关。此种情形下，政府权力得不到应有的约束，民众的监督也就大打折扣。因此，加强预算监督的力度和实效，已经成为推进我国民主法治事业的重要一环。
从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报告看，各部委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
各部委年年都在积极整改，但是，年年都会出现同样的问题。问题恐怕在于，这种内部整改的模式，没有起到问责作用，未能有效地督促各部门、各单位认真对待预算、严格执行预算。因为，相关责任人、包括部门负责官员，只要没有把钱装入自己的口袋，就不会被追究个人的行政与法律责任。
追究预算执行的个人责任之所以很难，一个原因是，现行的《预算法》规定非常笼统；而且，现实中大量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有些部委滥用分配权力、有些部委未严格执行基建程序安排项目建设资金。所有这些问题，《预算法》根本就没有规定法律责任。即使提及法律责任的三条，担责的形式也太轻，仅仅规定了行政责任，而没有刑事责任。立法中没有法律责任的规定，当然无从追究。
其实，即使法律责任规定得比较详尽，恐怕也难以追究相关个人的法律责任。原因在于，违法违规现象相当普遍。根源是，无论中央预算还是地方预算，预算案的编制质量都很低，不能充分反映现实的财政需要；而中国社会正处于改革调整过程中，未曾预料到的财政需要又层出不穷，因而，每级政府在执行预算的时候都不断调整。而《预算法》仅仅规定了重大的预算调整如何进行，却没有规定一般性的预算调整如何进行。因此，大量的预算调整就由各个部门擅自进行。
凡此种种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预算在各个部门，各级官员眼中，缺乏足够的权威性。按照法治的财政原则，政府的花费必须接受人民——通过其代表——的控制和监督。因此，预算案具有法律地位，唯一不同仅在于，法律具有较为长期的效力，而预算通常只管一年。一个法治社会要求政府及民众服从法律，也要求各级政府官员尊重相应级别的人大审议通过的预算案；随意更动预算，显然是不尊重人民的意愿、滥用手中的权力。建设法治政府，有必要从养成官员尊重预算的习惯开始。
在官员心目中树立预算权威，首先需要预算案的编制更为准确。因此，提高预算在官员心目中的权威，恐怕更需要提高预算编制过程的权威性。目前的预算编制几乎完全由那些用钱的各个部门和财政部门控制，理应发挥决定作用的人大常委会只是在走后阶段介入，至于人大则只能在两会期间进行非常简短的审议。因而，各个部门的预算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制定出来的，当然也就觉得自己可以随意修改，而勿需人大常委会的批准。
看一个国家的纸币，就能看出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或者换个说法，就能看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因为纸币上的历史人物，大体上是一个国家的基本价值取向，民主国家还是集权国家，反映在纸币上的区别一目了然。
亚洲国家纸币上的历史人物基本上都是国王，只有实行宪政的国家，纸币上也就不是国王了。欧洲国家的纸币上通常只有四种人：学者、作家、科学家、音乐家；美洲和大洋州以总统为多，个别是科学家和民族英雄。
为什么民主国家就不愿意把国王的像放在纸币上？这与他们的政治文化精神有很大关系。总统是选出来的，而国王的天下要么是世袭的，要么是夺来的。纸币上的文明，其实就是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也就是一个国家自由和民主的标志。
第九章 官与舆论
9。1 官与舆论
在机关里名声比权力更重要，名声是权力的底座，是镶嵌在王冠上的宝石，必须处处小心。官场上没有免税的利益。
官场上的男人前不能翘鸡巴，后不能翘尾巴，翘哪头砍哪头。
关于西方媒体
媒体在西方被称为“第四权力”：不但社会的三大支拄权力——立法、行政、司法都要受到它的牵制，而且它对大众也有强大的影响力。虽然“第四权力”这一说法在我国新闻界还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媒体作为舆论工具，具有公权机关的某些特征，而且它还有一个诸多公权机关所没有的权力——监督报道权。既然是权力，就拥有与生俱来的扩张本性。
西方媒体的强项是对在外的各级（包括最高）官员揭短、挖苦，哪壶不开提哪壶。报喜不报忧是西方媒体的基本职责。而各级官员也必须“经得起”骂，西方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和议员，都必须有“经骂”的基本功；而在百姓这边，“骂”是基本权利，西方民主社会正是建立在公众有权“骂”，领导“经骂”的基础上的；这里的“骂”，是指公开的通过媒体和公开的出版物的言论，这也是一种监督机制。
西方国家大选，往往成为候选人之间互相揭短的大战。这种“揭短”是一种重要的舆论监督，互揭短处，从候选人的主观目的来说，固然都是为了把对方搞臭；但达到的客观效果却是通过舆论来监督、检查未来领导人的基本素质、政治道德；这种互揭短处，有助于培养廉洁正派的政治家。
在美国，新闻是民主的反映，是沟通精英于普通公众的平台；然而它更是一种消费品。于是人们对新闻的客观性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什么是新闻？谁在制造新闻？媒体修饰过的政府是如何运作的？什么样的新闻能更好地服务于民主？企业是如何影响新闻运作的？
兰斯。班尼斯在政治传播学著作《新闻：政治的幻象》中说：政治新闻实际上是媒体、政府、公众通过不完善的信息交流，在不断追求各自目的过程中，不断变换和调整位置所形成的，它是三方选择和博弈的混合物。在政治新闻产生的过程中，政府要维持自己的权力，推行自己的政策，它需要通过媒体来向公众传达自己的意图；公众需要知道“真实的”政治，他们只有通过各种媒体的报道来甄别判断，并以此来决定自己的选票投向何处；媒体也并非中立的，它一方面从政府那里获得各种信息，另一方面把它加工成最容易为公众所接受的“新闻”再兜售给公众，以此来获取利润。
新闻经过政府的表演、媒体的加工最后达到公众手里，这时它早已于其客观的标准：“公正、平衡和真实”相去甚远。政治事件中的价值观、新闻人物的欺骗行为、报道的观点很难完全中立、新闻时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