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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具有两重性，可以用来为人民服务，也可以用来鱼肉百姓以自肥。是什么妨碍了我们抑制后者而张扬前者？答案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
一种社会秩序建立以后，与此种秩序相适应的文化总得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形成。同样，一种社会秩序消亡后，此种秩序所孕育出来的文化也得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发生嬗变。
一个“权”字，深入到亿万人的心中。掌权者被“有权就有一切”这个事实所折服，下台后则体会更深。这刺激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力崇拜的苏醒；权字的真谛，地位之权的奥秘，逐渐地袒露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另一方面我国干部的特权，解放后一直存在邓小平说：“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
干部能搞特权，是因为有地位（职位）权力；普通老百姓没有这种权力，但不少人却有另一种权力：职业权力。于是，出现了一种社会现象：权力泛化。
权力泛化的产生，除了人们认识方面的原因外，还有非常现实的原因。
现实中有两种公共权力。
地位（职位）权力与一个人所处的地位（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有关，衡量权力的标准是地位的高低。地位高者权力大；反之则权力小。权力与权力之间是垂直状态，也就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职业权力是利用自己因职业而掌握的那一部分资源（某种生产资料或者生活资料、某种机会等等）去支配或者控制他人，这种权力不是被授予或委任的，而是自封或自居的。它不依靠发布命令或者否定性的裁决来使另一方顺从，而是凭借对资源的控制和掌握来迫使对方就范。它们之间没有大小可比较，表现为一种水平状态， 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
地位（职位）权力和职业权力这两种纵向和横向的权力表现形式，构成了我国错综复杂的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如果某人位于两种权力的交叉点上，即身居高位，又控制着国计民生所急需的价值，那么，这个人就“没治了”。
职业权力是权力泛化的结果，是本不该有的权力，是一种不正常的权力。
职业权力是因地位权力的滥用（特权）而诱发的，其实质是对特权的一种反动。权力泛化使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等级地位权力结构转化为分散在更多的人手中的职业权力结构，甚至形成了对地位权力的某种制衡，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若把特权的存在视为一种社会不公正，那么，职业权力即可视为一种逆向的自发的社会价值的再分配；但这种自发的因而也就是不讲规则的社会价值再分配，结果只能是新一轮社会不公正。本不该拥有权力的人却拥有了权力，与社会不公正（分配不公是其表现形态之一）、一切向钱看等等纠缠在一起，从心理上进一步诱发或促使地位权力的非公共运用，在实际中使这种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的可能性急剧增大。
官高权大，若作恶，对国家对人民的危害极大，影响极广，这是事实。但那些处于关键位置的小人物，官阶不高，有的甚至没有官阶，却掌握着许多人急需的价值，如果把职业权力发挥到极限的话，其危害也不小。
权力泛化、职业权力、地位权力以及特权，曾经统统被称为“不正之风”。
正常权力有几种附加值：
垄断性。是对价值的垄断；这种垄断不是商品经济意义上的竞争，而是凭借着行政权力或者职业权力而生的垄断，其中又以凭借行政权力为甚。
神秘性。也即通常所说的政务不透明，不公开。
随意性。
这三种权力附加，与计划经济的某些弊端、社会调控体系、法制不健全等等是联系在一起的。所谓滥用权力，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三种权力附加在作怪。
这三种权力附加的存在，又必然会引起各种腐败现象。首先是权力附加与权力附加的交换。
在权钱交易中，一方付出钱后，权力的运用权就出现了暂时的或者部分的转让。奇怪的是，权钱交易中的权力，所起的作用与贸易、投资中的资本有极其相似之处。以权谋私，就好比以权力作为资本进行赚钱。
权力为什么能起到资本的作用？
公有制是私有制的对立物。私有制，个人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公有制，与个人对立的共同体拥有生产资料，个人是在作为共同体成员之一的意义上的所有者。共同体是对个体成员的否定，共同体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是对共同体成员个体的所有权的否定；于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产生了分离。
资产阶级的代议民主制结束了过去由独裁者一人凭借自己意志滥施权力的金字塔结构，为权力的合理化开辟了（比较过去而言）广阔的前景。这一阶段英、法、美等国的权力分配主要是个人瞻徇制，政府的官职成为个人瞻恩徇私、私相授受的赠品。权力成为私人的赠品，那就别指望杜绝权力的滥用。今日美国总统将驻外大使作为礼物回报给在总统大选中出力甚大的人，我们从中还能见到个人瞻徇制的某种“合法”残余。
个人瞻徇制改革的结果是出现了“政党分脏制”。“政党分脏制”就是随着执政党的更迭，政府官员也随着沉浮，每次在野党登位之际，就把官职作为战利品在同党中公开进行“肥缺分脏”。《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指出：“分脏制常可以用来指广泛的不同手段，既可以用于把金钱或多或少间接地从国库转移到党派的金库里，也可以用于其他滥用政府职权为本党谋利。这种滥用职权包括对公共经费的管理不善，对特许权及其特权的不正当授予，以及其他为了党派利益而滥用行政权力的腐败行为。”
权力是“分脏所得”，且又不知哪天会随着执政党的下台而失去，这种状况当然无助于官员的廉洁。如果说个人瞻徇制的恶果是官员“全体都十分腐败”，那么，“政党分脏制”不仅使结党营私、集体舞弊的故态依旧，还造成了周期性的政治大地震，使政府的功能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失调一次。
西方公务员制度是征服权力制度上的一大基本，也是人类的一大进步，但如果单纯地从防止滥用权力、杜绝腐败的角度看，也不能估计过高。
公务员制度归根结底仍然是一种官僚体制（官僚体制不等于官僚主义）。社会学家指出：只要官僚体制存在，非公共地运用公共权力的可能性就存在。只要政府借用官僚形式，政府官员就自然强烈地意识到他们手中的职权赋予了自己个人特权，具体而言就是，他们必然拼命运用职权以营私。这种情况存在 原因在于官僚体制本身的性质，特别是它的等级观念：上级拥有特权，下级没有特权。
公务员制度不足以完全竭制官员贪污受贿的另一原因，是官员个人利益与政府利益的不一致。
金钱与权力存在着某种天然的或叫必然的联系。财富壮大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会提出政治要求。竞选中的腐败，不同于向已经权力在握的人行贿的“后发性腐败”，它是属于“先期性腐败”，其实质近似于投资：投入财物帮助某人登上权力的宝座，以期此人日后运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报答（获得利润）。
产生利用公共权力攫取个人利益之腐败现象的最根本原因，根植于钱的部分特性之中，根植于权力的部分特性之中，也根植于人与社会的部分特性之中。
罗素将权力比作物理学意义上的能量，认为权力欲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基本的动力。
权力有可用于谋公利，也可以用于谋私利的两重性。
法律一般说来是弱于情欲，只能约束人而不能改变人；所以，任何一个政府，假如它不腐化、不败坏，总是严格遵守着它所负的使命前进，那么，这个政府就没有设立的必要。在一个国家里，如果任何人都不规避法律，任何官员都不滥用职权，那么，这个国家就既不需要官员也不需要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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