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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正确。而这样的最高掌权者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因而这种“忠”的要求是不合理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严格地说，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所谓的“忠”，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否则中国至今还应当是由黄帝轩辕的子孙后代统治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儒家的创始人认为改朝换代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之频繁，更是将这种“忠”的观念击得粉碎。任何一次改朝换代，都宣告了“忠”的虚妄，都是“不忠”的胜利。
按照现代人的理念，任何一次的改朝换代，都不具备法律上的合法性。然而，人没法选择历史，正如同人没法选择父母一样，他只能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生存、生活。如果能够逢上个明君圣主，如果能够赶上个太平盛世，能够如愿以偿地施展其本领，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那是他的幸运。
如果由于最高掌权者或者权力集团的失误、错误乃至罪恶，而导致国家败亡，江山易主，作为一个臣属应该怎么办？如果我们将国家比作一个庞大的公司，政治人物，即使是专制社会的政治人物，甚至是高层政治人物，也无非是这家公司的打工者、欢乐者，甚至总经理。可是中国传统的政治道德，却要求，当这家大公司倒闭后，所有在这里领取薪金的人，从打工者到总经理，都应当为公司的倒闭而跳楼。这合理吗？这不只是毫无道理，简直就是毫无人性。
官场守则第一条：切记独立思考。
独立思考，独立思考，先独立而后思考，没有独立，怎么思考？
现实生活中，还有一种可怕的群体性“病变”，那就是“集体违章”。这是不容忽视的大面积“精神污染”；“集体违章”而且“不约而同”，是群体性素质滑坡，是社会责任感贬值的征兆。集体违章的惯性、恶性发展，是社会诚信度的名存实亡，是规章、法规、法律的形同虚设，是法不责众的难题。集体违章的尽头就是集体违法。
盲目的集体信仰未必缘于愚昧，但它们的破坏力是相似的；有时，集体信仰甚至比愚昧还要可怕得多。
公共事业的道德井喷——这不是一个无表情的词条组合，它对应着公共事业领域内一幕幕让人心情难以平静的恶行。如湖南的数家福利院倒买婴儿；哈尔滨一老人住院67天竟然花了500多万元；浙江的“活人送殡仪馆”事件等等。这些都暴露出公共事业领域正发生着一场严重的道德井喷。
越依赖道德，越有德性的领域其道德败坏似乎表现得越严重。 这是公共事业制度失范下的一种制度性反差。
道德井喷还表现在“集体性的道德放逐”中：如果是一个人，他或多或少还会有某种道德羞耻感，可对于群体就不一样了，群体行为是缺少道德约束的，所以在公共事业群体性道德放逐中，道德会呈现出“无所不用其极”的极端败坏，集体失去羞耻感。这种现象在公共医疗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根子出在权力监督的失范上。公共的内在德性因为缺乏外在严格的制度约束，人性和群体的丑恶、劣根、晦暗一面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释放。
社会相当一部分凝聚力是通过“公共事业的和谐”印象而建立起来的，道德井喷撕裂社会的共生情怀，从而扩散成整个社会的道德失范——社会要有万分的注意力警惕这种道德井喷。
据报道，哈尔滨因为污染造成的停水，省长说“4天以后的第一口水我先喝”。这种形式上流露出的道义自信，恰恰隐藏着危机应对中的法治不自信，公共危机中的“个人担保”本质上是一种人治思想。
信任模式有三种：传统型、个人权威型和法治型。“先喝第一口水”的承诺就属于个人权威型。如果是以法治应对危机，官员就不应该说“第一口水我先喝”，而应该说“如果谁喝水出了问题，我第一个承担责任”，现代政治应该是一种责任政治而非道德政治，“第一个承担责任”背负起的才是完整的危机治理责任，表达的也才是法治的自信——老百姓需要的正是这种自信。
发生哄抢公共财物的事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公众对这起事件的围观中暴露出来的那种可怕的集体意识：公众似乎已经失去对公物的敬畏。从公众对这起事件的态度看，这种对公物的价值敬畏已经消退——这种消退不是主动的，而是有一些东西在割裂公民的这种价值敬畏。有些什么呢？
首先，当权者对公物的价值贪婪导致公民对公物的价值轻浮。一个社会对公共财物的价值敬畏存在于这样的逻辑当中：先有公共权力爱护公物的道德，再有公民爱护公物的道德。政府是公共性之源，官员是公共财物的当然守护者，如果连“当然守护者”对贪婪地掠夺公共财物，以公权谋私，如何让百姓去爱护公物？当年爱护公物的公民道德为何那么坚定，就是源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和“不贪污一张纸一支笔”的公权品质。
而如今这种公权品质似乎日益败坏：国有资源大量流失源于公权哄抢，腐败横行源于公权市场化，诸种改革充斥着掠夺公物的影子——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公众对公物的敬畏价值，人们不以为“耻”地问：当官的不费力就是多少万多少亿的装进口袋，老百姓弄点算啥？
最后是，贫富差距日益拉开的现状割裂了“爱护公物”的价值共识。公众“爱护公物”有这样一个前提，即贫富差距不能太大，社会能分享公共财物；这样公众才能拥有一种“共同的利益感觉”，有了对公物的归属感，才会有爱护公物的责任心。权贵联盟和官私勾结垄断了对公共财物的占有，如此，弱势群体在道义上获得了一种暴力分享公物的诉求。是“公权败坏”和“贫富差距”割裂了社会对公物的价值敬畏。
人没有了廉耻，并不是礼教的坍塌，而是精神被礼教踢出了大门。
不要以为仅有野蛮是暴政，轻率也是暴政的一种。
没有信仰正是有些人的信仰。
精英应该为社会的道德沦丧负责。一个社会的道德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精英的道德状况，精英具有强大的道德示范作用；有什么样的精英，就有什么样的社会道德。如果精英缺德，那么社会不可能是有道德的。如果一个社会中无官不贪、无商不奸、法官贪污枉法、记者收受红包、学者剽窃、明星男盗女娼，那又怎么能够期待平民百姓个个讲究礼义廉耻？如果只有无道之人才能够飞黄腾达，怎么能期待人们见贤思齐？
传媒应该为社会的道德沦丧负责。在一些媒体上，充斥着对弱者的冷漠和歧视。相反，“成功者”则被捧上了天，但从不过问他们是如何获得成功的。实际上，这种逻辑最符合精英的利益，因为他们可以据此推脱对穷人的责任，理直气壮地拒绝救助弱者。。这种舆论环境对弱者却极为不利，因为它不仅剥夺了弱者获得社会救济的道义根据，而且还通过强化他们的自卑和自责，使他们在物质的不幸之外又更加上心理的不幸。
制度应该为社会的道德沦丧负责。它削弱了政府内部捍卫正义的行为，那些政府官员拒绝帮助是没有道理的，他们可能确实会受到上级的训斥甚至惩罚，至少不会因此得到表扬或者提职。
武器是用来杀伤外敌的。在内斗时，不论朋友之间还是种族之间，若以致命武器杀向对方，是违反自然法的伤天害理的愚蠢行为。中国历史上有太多的自残记录。
同伴间的肝胆相照，却成了集体死亡的陷阱，实在是残酷的讽刺，但好象只有人类的聪明，才会做出这种缺德的事来。都说团结力量大，但面临绝对强悍的敌人时，团结只能造成更大面积的死亡。
好人整好人是悲剧，好人整坏人是喜剧，坏人整好人是惨剧，坏人整坏人是闹剧，不分好人坏人和不知谁整谁是历史剧。
现实中的很多事情，人们之所以这么做而不那么做，不是知识问题，很多时候是利益支配。而利益往往是盘根错节的，你每做一件事情，调整一个东西的时候，要触动很多人的利益。特别是当你要触动强者的利益时，那种事情就基本上是做不成的。
商场有盈亏，官场有沉浮，赌场有输赢，赛场有胜负，情场有悲喜，凡是属于“场”的东西，皆有两极，唯有一种“场”只有一极——刑场。
权力是暂时的，财产是后人的，健康是自己的，关系是重要的，友情是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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