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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事务的管理方面，需要正确而明智的领导，正确决策的能力是政府进行正确领导的条件，但是，公众共同而平等参与管理是一项更为迫切的需要，是要优先满足的需要。为民主制度辩护的理由总是相对于专制制度而言，它更“善”，而不是更“对”。政治上的善，在于人民有多少管理自己的权力。
对社会的民主治理是两种不同的权力实现的，它们是统治权和治理权。统治权为人民共同所有，人民不但以她的意志作为法律，而且以她的选票决定行政治理权。因此，大众虽然没有直接进行决策，但总具有最后监管治理权和对决策发挥影响的手段。当公众把行政治理权托付给少数人时，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统治权，行政治理权不能超越统治权。
掌权的少数因为人数少，容易形成团体达到特殊利益，为了特殊利益，他们会彼此支持，结成利益联盟，损害多数的利益，压制多数的反对。人民统治和政府治理的结合，才构成全部的政治内容。
改革中的利益冲突是必然的，改革中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究竟谁的利益应该优先考虑。只有三种选择：一是所有人的利益得到同等的保证，但实际上很难做到这一点；二是使多数人的利益服从少数人的利益，显然它又无法令人接受；三是少数人的利益服从多数人的利益。要在相互冲突的利益中找到一致行动的基础，唯有坚持多数人利益优先的原则。
多数同意原则也是大众平等参与原则的归宿，大众拥有平等发言权，最后由多数人的意见决定哪一种意见将成为公共政策的依据。
贫富差距在急剧拉大，财富迅速向少数人集中——它往往不是财富创造的结果，而是财富分配的结果。
多数人的权利优先于少数人的权利，经多数同意而产生的权力是对多数人权利的肯定。多数人的利益不可能从少数人那里得到保障，而只能由多数人来保证。
我们国家目前出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主要是由于“社会公共品”的供给上的缺失和失效。社会公共品是指教育、医疗、保险、住房、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包括司法、包括要求信息对称、自由度，要求平等、民主，包括环境保护。。。。。。这都是“社会公共品”。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提出，中国当下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广大人民群众对物质和文化的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要到本世纪中叶我们国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才会解决。当时的主要矛盾是“私人品”供给不足、失效，这个“私人品”主要是衣食住行。进入新世纪，温饱问题解决了。
改革的问题恰恰出在，我们没有回到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这一职能上来。这几年政府的财政收入提高了，但财政的大量资金还是投入到继续发展经济——搞基建、拉投资、造高楼大厦、营造城市，几乎从乡镇到县到市，政府的办公大楼都造得漂漂亮亮的。照理说，一个称职的政府首先应当将财政开支大量用于义务教育等公共品上来，这一点我们恰恰很少考虑。所以我们国家的弱势群体还是读不起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
由此看来，目前大家意见比较大的主要是公共品的提供问题，不是什么社会制度的问题。有的人讲改革改错了，改出资本主义方向了，这是不对的。
既然产生“社会公共品”的供给的缺失和不均，那就需要政府的政治改革，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已经走得够远了，再不加强政治体制改革来配合的话，我们改革的很多问题是难以解决的。
我们经济体制改革走到今天，还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不是市场指导型的。我们市场经济自从1992年十四大确定改革目标以后，我们走了十几年了，应该说，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没有建立起来，政府在经济中还是第一主体。现在大家有意见的，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一夜暴富，为什么有那么多官员腐败，这就是根源。
中国当下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政府，是以经济建设为主导的政府，还是以社会公共服务为主导的政府？政府应该回到本位，不应该再站在经济建设的第一线，与企业家打得火热。政府中否定改革成绩的人不多，但是如果改革进一步深化到政治体制层面，就可能会动摇到其中一部分人的利益机制。
加入21世纪，社会前行的方向盘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少数人垄断，不能将各种关于改革的不同意见、对现状的不同判断、以及其背后所代表的人群与利益，排除在公共政策与制度法律的形成过程之外。民众并非只有接受的权利，他们还是社会行为的主体。在广泛的共识形成之前，改革难获前行的动力，立法也缺少坚实的社会基础。没有相当的民意共识，就没有改革，更没有立法，这应该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游戏规则。
在一个利益分歧的多元化社会，不管经过多么充分的酝酿与讨论，理想化的、全民一致的共识都不可能出现；即使一时出现了，其实质也不过是将反对的声音、阻挠的力量尽可能降到最小。而现代社会公共问题的共识，本应是程序表决机制上同意的多数。
从一定意义上讲，改革也是对社会各阶层利益关系的调整。因此，最终出台的方案也可能损害部分人的利益，也可能会有反对的声音。改革者、立法者要有承受反弹与震荡的心理准备。改革过程也是利益关系不断变化的过程，无论改革方略或立法，都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根据社会进步和实际情况的不断变化而不断调整。
22。3 关于农村改革问题
中国历届政府没有不鼓励生育的，农业文明的思维逻辑是：人头决定兵力、地力和财力，所以各朝代的政府想尽一切办法鼓励生育。执政者发现不了人口压力与执政危机、社会危机之间的逻辑关系。中国人口问题很不幸地验证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人口达到一定的极限，战争、瘟疫和其他灾难就会成为减少人口的最后措施，贫困也成了全体中国农民不可避免的命运。
中国的历史学家一般都习惯于在政治方面找农民起义的原因。政治虽然是一个原因，当不是全部的，甚至不是首要的原因。站在经济学角度分析，人口压力首先意味着大量多余的劳动力，多余的劳动力就意味着流民与饥民的增加。人口压力还意味着劳动力的贬值，劳动力一旦贬值，即使没有天灾人祸，生活也将成为问题。造反是死，不造反也是死，农民们再愚昧，也会选择前者，于是战争不可避免。所以，所谓的阶级矛盾，首先是一个膨胀的人口与有限的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其次才是社会公正及分配不均等问题；第三是政府对饥民的处置问题。
种地不需要智商，管理种地者也不需要多高的智商，甚至也不需要效率。所以低效与低能是中国传统政府的特色，我们常规的说法是小农经济导致了官僚主义。还有中国政府是靠天吃饭，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西方商业国家是靠人吃饭，靠冒险吃饭，靠交易吃饭，民众的素质决定了商业政府的高效与高智。
中国传统政府关心的另一件事情是人事：雇工偷懒没有，佃户漏租没有，官员贪污没有，农民起义没有。围绕这些人事，政府的牧民政策就是愚民，经济政策就是重农抑商。
政府知道，农业是一切财富的来源和基础；农业是保障百姓生存的基本手段；农业是国家稳定的根本保障；农业是道德教化的前提和保证。
“革命”一词来源于天文学和几何学，其科学含义是“循环往复”，就象四季更替一样。它在科学中意味着变动中的不变，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既是开始，又是结束。从革命的原始定义里，我们看到了农民革命的特征与最终宿命，永无止境，开始就是结束。
农民革命的目的——杀尽贪官污吏，走向——建立一个新王朝，以及最终结果——封建社会继续维持下去，决定了农民革命的性质和农民在革命中的悲剧性地位——仅仅充当了改朝换代的工具。而这一切，又决定了中国的历史走向。农民的革命，使中国封建社会这辆破车，陷入一种周期性的震荡和规律性的循环之中。他们更换了王朝，但他们没有能更换封建社会的轨道。如果从历史评价角度看，农民起义与中国历史的发展，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