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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共产党是领导党，是领导一切的；现在是执政党，强调执政能力。领导权和执政权是不一样的。领导权是一种旗帜、一种纲领，可以自己去争取，通过口号、路线、方针、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力、动员力和号召力，以及老百姓的追随效应来实现。领导权不是公共权力，所以不需要授权，它是一种精神权力，是做出来的，并且不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而执政权是公共权力，是需要授权的，而且政府在行使公共权力的时候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
强调执政能力第一是合法获得政权的能力，是符合宪政体制的合法政权的能力；第二是依法执政的能力；第三是意识形态的创新能力。强调执政能力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创新能力的一个体现，很多长期执政的党最后都丧失政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变成了官僚党、老人党；第四是驾驭选举政策、经受选举制度挑战的能力，因为一旦需要合法政权，强调合法性，人民就要有一个形式，一个授权程序。
从党的整体能力看，问题很多，不但整体力量不能大于个体力量之和，有时候连个体力量简单相加都达不到。原因是体制和机制不科学，党政关系互相摩擦、互相扯皮，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盛行，对老百姓不负责任，权力无限而又不承担什么责任。执政能力从根本上说，就是执政党能不能赢得民心，得到人民的支持。
共产党现在面临的走大危机是执政的社会基础流失。改革开放后，社会结构变得复杂了，出现了很多新的阶级或阶层，工人农民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农民过去是共产党执政的重要基础，在很长时间里，对共产党是没有太大的疑问的。现在农村出现了大量的问题。
新兴阶层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各级官员跟他们打得火热；还有资本家入党，提出这种政策可能是新把新兴阶层纳入党内，以扩大执政基础。但是，这就象原来的社会基础是一群羊，现在把几只狼和老虎弄进来，可能把羊都赶跑了。这些变化最后很可能使传统的执政基础流失，而新兴阶层也未必认同执政党的理念；如果原来的执政基础流失了，新兴阶层又不认同执政党的理念，党的执政地位就很危险了。
一个是严格限制政府权力，另一个是严格保障公民的权利。这句话概括了宪政的基本内容。
“诺斯悖论”是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个术语，意思是指政府部门本来应该提供公共物品，提供的却有可能是公共灾祸。经济学家认为，由于政治和法律上的唯一性，政府部门的自然垄断特性一旦走向反面，后果不堪设想。政府部门可能打着提供社会公共物品的招牌，为政府的利益而损害社会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而侵犯他人的利益，却很难受到有效的约束。
权力部门对社会利益的侵害，还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挤出效应”，政府部门利用权力地位，在竞标、投资等方面挤占民间力量的空间；其次是资源浪费问题，如建设资金被挤占、滞留和挪用；三是制度的扭曲，骗取中央财政资金的恶性事件的发生，其实并不是孤立的，每起事件的背后都有着一个由多个行政主体组成的利益链条，当“协同牟利”成为一种惯常的手法时，政府部门提供公共物品的制度安排便面临着南辕北辙的危险。
只要不提供公共物品，一个政府机构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如果它反而制造公共灾祸，那它必定是我们社会应该摆脱的最沉重的负担。政府理财应该运行在“玻璃钱柜”里，而暗箱、小金库操作就是腐败温床。
权力原本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遗憾的是，监督、制约机制的缺陷，为权力异化为部门利益、集团利益、个人利益提供了种种可能。一些地方政府滥用权力，借助权力谋利，诸如非法占用土地、直接卖地赚钱，将公共收入变成自家小金库，利用职权贪污受贿之类，屡见不鲜。
从更大范围观察，权力失衡、权力变现，正在成为一种社会病，大有蔓延流行之势。在社会的权力大系统之中，政府、单位组织、个人构成由大到小的权力链，政府的权力失衡，必然会对单位组织以及个人产生影响。通俗的说法就是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最大的权力拥有者——政府，都存在权力的滥用，那么就很难保证单位组织和个人将权力控制在恰如其分的界限之内。一旦政府的权力变异行为成为榜样，单位组织也就不可避免地“上行下效”。社会各个环节都形成了某种权力链，从顶端开始，权力就处于缺少有效监督和制约的失衡状态，每一个环节都理直气壮或多或少地借助手中的权力为己谋私利；但凡手中有一些权力，就一定要加以利用，使其发挥效益最大化。
社会呼吁取消垄断行业的福利腐败就困难重重。所谓的困难，实际就是利益之争。当某些单位组织的权力大到一定程度，想对其进行有效的约束和改革就会变得困难，加之涉及利益的再分配，想要“开刀动手术”，只会难上加难。
权力带来的种种好处让人艳羡。而个人一旦拥有了权力，也就想方设法地将权力变现。人人都看到权力的好处，人人都会感到他人在滥用权力时自己的被剥夺感，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超越权力的使用边界，以权谋私，以权获利；就象传染病一样，人人被感染，成为带菌者。此时要保持鹤立鸡群的良知和清醒，代价太大。
人人都责骂贪官、痛恨腐败、怒斥特权，但当我们生活在一个遭遇权力失衡病毒侵蚀的病态环境时，我们又会自觉自愿地加入追逐权力、以权谋私的行列，只要手里有一点点可以变现的权力，就会加以利用，拿来寻租，并将由此得来的好处心安理得地揣进口袋。
下级政府状告上级政府的思考
近期，河南一起发生在三级政府间的行政诉讼案颇为引人注目。事情的大致经过是：郸城县城关镇政府因不满县政府的一份土地确权决定，越级向周口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周口市政府以超出复议期为由，终止了行政复议。于是，城关镇政府一纸诉状将市县两级政府告上法庭，就此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这起案件本身并不复杂，只是诉讼双方的身份太过敏感，镇政府和市县两级政府有着清晰的行政隶属关系，于是“以下犯上”成了该案最大的看点。据说这在全国尚属首例，还有学者指出这类案件在世界范围也极为少见。难怪此案一出，舆论喧哗，从法学专家到各界人士众口一词，大多对此案赞誉有加。
从推动我国依法行政的大业看，此案的进步意义毋庸置疑。毕竟，我国有着漫长的行政权力不受控制的历史，有着深厚的官场文化和官场潜规则，而“依法行政”则是最近这些年才提出的概念，要想使依法行政从一个口号变成一种深入人心的治国理念，需要更多的具有创新精神的“第一次”，也需要更多的部门和个体有这种“以下犯上”的巨大勇气。近年来，为了解决行政权力滥用这一普遍性的突出问题，我国已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监督与制约行政权力的制度体系，其中，既有来自人大、政协、舆论、公民等等的外部监督，也有来自纪检、监察等部门的行政机关内部监督。而本案则表明，通过司法这一途径，能够实现行政机关内部自下而上的监督和制约，的确可以看作是我国民主法治进程中的一次重要进步。
不过，在充分肯定此案标本意义的同时，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思考：为何迄今为止，这类“以下犯上”的案件在我国还是首例？为何在法制健全、法制观念发达的国家，这类案件也十分罕见？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当下级政府与上级政府发生争议时，诉讼能不能成为一种常态性的解决方式，具有普遍推广的可能和价值？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能够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这起案件中，作为原告的城关镇政府显然被看作是“其他组织”。不过，行政诉讼法调整的是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俗称民告官。行政相对人究竟包不包括下级政府，对此人们看法不一。换言之，在现有的法制框架下，下级政府是否有权状告上级政府，仍然存在分歧。
更重要的是，调整上下级政府之间关系的主要法律，并不是行政诉讼法，而是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