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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文化与潜规则_净素道人-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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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打商之时,乱棍齐下,既狠又黑。在这些人看来,世道坏,就坏在商人黑心趋利,把官老爷连带老百姓都带坏了。
尽管我不相信商人都是邪恶的逐利之夫,但在官商关系上,的确商显得要主动一些。问题是,商人为什么非要巴结官?道理很简单:在官与商之间,官是绝对的强势,不仅握有公共资源(可以通过商来分享),而且享有福人祸人的权柄,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也是百里侯,人称“灭门县令”。纵使富埓王侯,一个有权的小吏,也可能让你阴沟翻船,身死财空。反过来,商人,则处于绝对的弱势,不仅权势上无法与官抗衡,连自家的身份也带有道德上的污渍,在有“市藉”的时代自不必说,身份上就是准贱民,在有了正常的法律地位之后(明清),士农工商,商依然排在四民之末。
商人勾搭官府,到底是出于分享公共资源的动机多些,还是出于自保的动机多些?这还真是个问题。
不管哪个原因多些,反正只要做买卖,就得跟官府和官员打交道,赶集买菜也就罢了,只要有个固定摊位,哪怕卖包子,也得对衙役老爷陪个笑脸,忍受人家时不时白吃几个包子。大一点的商人,跟官府打交道,途径当然有很多,但跟今天比起来,却有太多的限制,王朝政府对商人的道德岐视,无形中增大了商人与官员沟通的难度。官员接受商人的吃请,包括同赴妓馆青楼,都可能受到都老爷(明清之际的监察官)的弹劾,上门送红包,更是风险巨大,因为官衙就是官老爷的私邸(在任上的地方官,都住在衙门里),难保不让人看见,即使让自己的属下知道了,也大事不妙。这些书吏和衙役,原本就不是自己带来的,都憋着找正印官的茬,做成把柄,便于操控,为自家舞弊提供机会。因此,在那个时代,商人勾搭官员,双方必须是熟人,至少得经过熟人的介绍,这样做起来才保险。
一个新入道的商人,怎样结交官员呢?一则可以经过已经结交了官员的前辈商人做中介;一则可以通过资助家乡的儒生,看哪个有出息,是绩优股,先投资押宝;一则可以培养自己家的子弟读书,然后一步步考上去,为官为宦。除了这些一个比一个效率低的渠道之外,明清之际,官商之间,还存在着一种非常有效而且特别为官员(尤其是京官)所喜的交往渠道,这就是会馆。
那时的北京南城,是会馆的天下。大一点有以省为单位的,比如湖广会馆、山陕会馆、安徽会馆、江西会馆等等,江西会馆据说在民国还第一个备有发电机,建有西式洋楼。小一点的则以县或府为单位,如绍兴会馆、南海会馆、新会会馆等,感觉上都是地缘的圈子。
建会馆的都是商人,会馆的运作,也是商人支持,不过,会馆却跟商业关系不大。建会馆,目的是为本地进京赶考的举子提供吃住的——记住,是免费的吃住。北京的会馆,最早出现于明朝中叶,因为是为了给赶考的举子,提供吃住的方便,因此也叫“试馆”。由于发现这种会馆(试馆)对于联络京官和培养举子(候补官员和正选官员)跟商界的感情特别有效,于是会馆越办越多,到了清朝,凡是本地商业稍有规模的府县,都在北京设有会馆。会馆的建设,有各地在京的官员参与,但资金基本上来自商家(因为明清两代,官员俸禄很低,京官捞钱的机会不多,不大可能有此财力,即便有,由于京城目标明显,也没有人敢公然露富)。
许多出身科举的名人,都有过在会馆居住的历史,比如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乾隆年间的名臣陕西人王杰,就是住在长安会馆期间中的状元,这个状元,破了西北地区几百年的天荒。
直接帮助进京赶考的举子,比起从童生开始培养来,无疑是一项短线而且见效快的投资,因为所资助的对象,基本上处在科举台阶高端的人,步入仕途的概率相对较高(最差的也是参加顺天乡试的生员),即使考不上进士,也有可能从举人大挑和五贡出身。做了官之后,如果顾念资助之恩和乡谊之情,那么就有可能对商家有所回报。更何况,很多考中进士又做了京官的同乡,如果家底不太厚,考虑到京城消费的压力,往往就住在会馆里,为商家联络官员,提供了非常大的方便。
既然会馆是商家联络官府的由头,商家当然不会把注意力,仅仅投放在资助同乡考生和京官上。因此,像样的会馆,都设有戏楼。不仅省级会馆像湖广会馆、江西会馆的戏楼特别有名,连一些府县会馆,如洪洞会馆,平介会馆,也设有戏楼,不仅演各地的地方戏,而且大演昆曲,清朝中期以后,新兴的京戏开始占据各个会馆的戏楼,成为名角和看戏的商家跟官宦出没的所在。各地的地方菜系,也随之进京,有吃有看有听的,到了看戏的时候,原来的地缘规矩就不存在了,沟通无极限。
在没有广播影视等现代传播和娱乐形式出现之前,戏曲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消闲娱乐唯一渠道(前提当然是戏剧已经出现),官员当然也不例外,许多人不仅喜闻乐见,而且还是“顾曲周郎”,比如汤显祖和孔尚任。尤其是清朝禁止官员嫖娼之后,官员对于青楼妓馆的兴致,全都转移到了戏园子上,加剧了官员对于戏剧演员狎玩的分量,一时间,逛“相公堂子”蔚然成风。这样一来,某些设施比较好,在看戏的同时可以摆宴招待客人的会馆,就成为商人联络官员的最佳场所。通过演员这个中介,官商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有的名角(尤其是旦角),往往跟大商人和王公贵胄、达官贵人,同为腻友,彼此兄弟相称,乳名互唤,商人可以借机得到了大批政府的订货,以及承包政府工程的机会,甚至直接变成官商,获取垄断性商机。明朝到清朝中叶的盐商(徽商),晚清的晋商的票号业,都是会馆的杰作。而徐润、郑观应,乃至胡雪岩、盛宣怀这样的富埒天子的官商,商官的产生,也跟会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胡雪岩是红顶商人,盛宣怀则是商人红顶,因为他最后变成了朝廷实任的邮传部尚书)。
官商勾结到了这般田地,以至于李鸿章和一些淮军将领在1872年兴建安徽会馆之后(估计资金也是商人报效的),一反会馆常规,特意规定,会馆除淮军将领之外,其它人员不得入内。这到底是欲盖弥彰还是故意遮人耳目,就说不清了。反过来,可以说明当时会馆官商勾结风气之盛。
当然,商人所要联系的,并不限于官府,一切有权的人,或者跟权力中心沾边的人,都是他们联络的对象。比如宦官,六部的书吏,军机大臣家的长随等等,甚至,八国联军打进来以后,各国占领军成为北京城实际的统治者,这种情况下,商人为了生存,同样要跟他们拉关系,联络感情。八国联军总司令、德国人瓦德西在日记里曾经记录过商人请看戏的情景,地点在湖广会馆,热情的商人将瓦德西迎到雅座,为看戏的洋人准备了红酒、咖啡和西式点心(不像中国人之预备瓜子和茶水),特地邀来名角,知道洋人喜欢翻跟斗打把式,所以把武戏的分量加得很重,可惜,瓦德西一听锣鼓声响,头就大了,半途退场,生生辜负了北京商家的一片盛情。
清末科举废除以后,会馆逐渐开始式微,进入民国之后,北京虽然一度还是首都,但由于中国政治呈现多元状态,地位开始下降。一部分会馆成为一些穷京官和来京读书的外地大学生的住所,依然起到联络官府的作用,一部分则逐渐被管理者霸占,成为他们的私产。会馆这种官商联系的平台,逐渐没入历史。
会馆这种官商联络平台的存在,是明清之际的商人挖空心思创造的一种隐形制度形式。这种制度形式格外清晰地表明,在传统的中国,官商两个群体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商人群体,只有依附官府,包括官员个人,才可能求生存和发展。靠自身的经济力量壮大,行会的组织力量,最终通过市民运动的方式,染指政治权力的途径,在中国似乎根本没有市场,商人甚至不乐于做这个方面的尝试,他们更热衷于通过软性的贿赂方式,实现跟官府以及官员个人的结合,从而获得安全的保障,以及分享垄断权力。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不惜迂回曲折,通过地缘关系,借助资助举子的名义,转弯抹角地跟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搭上关系。从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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