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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和整个地区的党风政风民风，严重地破坏了执政党的执政形象；降低了执政党在社会中的认同度。如果听任不良作风侵蚀党的肌体，就会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丧失党的先进性。因此；加大对腐败群体的查处打击力度显得更为紧迫和重要。
腐败形式：由单个贪腐走向群体化
“腐败窝案”的最大特点，就是腐败分子勾结在一起，形成一张“腐败关系网”，他们臭味向投，狼狈为奸，相互包庇，少则几人、十几人，多则几十人、几百人；小则一个家庭、一个单位，大到一个系统，一个地区，全部由他们所掌控。而且，不少人身居要职，手中掌握一地一单位的人事、财经大权。这张网一旦形成，就很难被攻破。当前，其主要形式有：
“地区窝案”，贪官一片。 出现地区性的大面积“窝案”现象，涉及的范围之广、牵扯人员之多、造成的危害之大，往往后果不堪设想。
“单位窝案”，蛀虫一串。“单位窝案”是以单位负责人为首，结成团伙，大肆贪污、私分、鲸吞国有资产。在这些蛀虫眼里，国家资产就是私人的后菜园子，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家庭窝案”，硕鼠一窝。在全社会反腐败的声势之下，官员搞腐败已经成为众矢之的，面临很大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腐败分子把腐败活动延伸到隐蔽的家庭，利用家庭成员来进行腐败活动，表面看与自己无关，“出事”时也可以搞攻守同盟，只承担对妻子管束不严、对子女教养不当的责任，于是形形色色的“贪内助”、“贪衙内”在腐败活动中“各显其能”。从近几年查处的腐败大案来看，“夫妻、父子、父女、翁婿同判刑”的“家庭腐败”案屡见不鲜。
“腐败窝案”是近几年干部腐败中出现的新形式，众多的官员被腐败的共同利益捆在一部战车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它像一张黑色的大网，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员和家庭成员就是其中的一个个“黑结”，相互作用又相互依存，“牵一发而动全身”，因其群体性、联动性、隐蔽性，而给纪检监察机关和政法机关的查处，带来很大的困难；并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极大的损失。因此，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和高度警惕。
顺藤摸瓜：一根藤上结一串
“腐败窝案”是寄生在我们党和政府肌体上的一个个毒瘤，不彻底割除，就会危及党和事业，必须痛下决心，利剑斩腐。
一案带出一串案。“腐败窝案”像一张网，在查处窝案中，只要我们抓住了“纲”，就会“网举目张”，虾兵蟹将就会一一浮出水面，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查处这些“腐败窝案”中，不仅要严查为首的腐败分子，而且要顺藤摸瓜，将那些“网上”的残渣余孽一网打尽。
一人贪带出一群贪。“腐败窝案”中的贪官们联手作案，就像一根绳上的一串蚂蚱，时间越长蚂蚱越多，在反腐败斗争中，只要选准突破口，从一个贪官入手，穷追不舍，就能一揪一串，一挖一窝。安徽历年来倒下的县委书记中，曾担任国家级贫困县——定远县县委书记的陈兆丰刷新了多项纪录：判决书最长：达114页；受贿人数和次数最多，金额最大，即便是在被纪委调查期间，他还在收钱；卖出官帽最多：共计卖出110顶官帽。陈兆丰案成为安徽省历年来受贿数额最大的一起县委书记职务犯罪要案，共非法收受207人334次所送人民币283。76万元、美元800元，另外，还有545余万元人民币、美元6996元、港币1。677万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2006年6月27日，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资产。由于陈兆丰在定远县任职期间，大肆进行权钱交易，一些干部上行下效，致使送钱、行贿之风在定远县一度盛行。随着陈兆丰案件的深入，定远县一些有问题的领导干部也逐一被查处：原定远县委组织部长、县政府常务副县长、法院原院长、县原教委主任、原人事局局长、邮政局原副局长、原卫生局长、原地税局长、原烟草局长等也因存在大肆卖官、工程受贿等经济问题，相继受到了党纪国法的惩处。
小贪官牵出大贪官。大凡贪污受贿者，一方面在当事人面前狮子大开口，大肆收受贿赂，收受资财；另一方面又送礼行贿，寻找靠山。因此不少案件在贪官的后面，还有更大的后台。
原因透视：共同利益成纽带
“腐败窝案”是近几年来干部腐败的特有现象，它说明了腐败行为正在朝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方向发展，已经由单个人、单件事发展到系统性、集团化，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深忧虑和担心。这种基于“利益均沾”之上的腐败分子、腐败行为一旦形成“腐败同盟”，不但给反腐、监督工作带来难度，更重要的是，这种腐败同盟的存在影响着官场生态，并极易威胁到一个执政群体的抗腐免疫力。
在这些“腐败窝案”中，有的缘于相互监督机制的失效，有的是因为一把手监督机制的缺失，但追根究底，这些腐败的背后无疑都与利益挂上钩。从最上面的腐败者到最底端的行贿者，集体共享腐败带来的利益，从而形成一条自上而下的腐败链。行贿者享受金钱所换取来的既得利益，受贿者获得权力所带来的物质财富。出于对利益分配的默许以及利益分享的共存，导致同盟者对腐败潜规则的心理认同和习惯取向。而这种腐败同盟发展到极致就是权力与资本结合的更大犯罪。“窝案”大多数都是权力与资本运作到一定时期，由于分配的不均或者利益的不能共享，才露出端倪的。
腐败同盟的扩大化，不但使得官场执政生态恶化，而且容易形成一个新的腐败利益群体。这个群体通常是由上面的领导首先带头违纪，下面的纷纷效而仿之，最终实现权力交换利益的共同腐败。由于同处一条船上，同在一个利益共同体，所以这种腐败也通常被称为是最安全的腐败。而且，由于相信“法不责众”的错误理念，使得腐败群体在权力交换过程中，虽然明知道存在违纪问题，但心理障碍却相对小得多。他们往往堂而皇之地进行权钱交易，却不用担心受罚，因为行贿与受贿者存在着利益共生关系，使得堡垒无法从内部攻破。
利益共沾的腐败群体，一旦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随心所欲地玩弄权力交换，或许也能形成小范围的特殊利益群体。而这个特殊利益群体存在的缘起，就在于腐败同盟的存在。当腐败趋于结盟，而且远没有其他利益群体的竞争时，这个所谓的特殊利益群体就更应该值得警惕了。
更为荒唐的是，腐败很多时候居然被认为是为部门谋取利益，为小群体谋取福利。在披上了一件部门利益的外衣后，腐败同盟存在似乎显得更冠冕堂皇了。
标本兼治：奏出反腐最强音
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正如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党必须十分注重防范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不然的话，任凭腐败现象滋生蔓延，不仅党的先进性无从谈起，而且党的执政地位就可能得而复失，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反腐倡廉工作确实是一刻也不能放松。”令人欣慰地是，党中央已经把反腐败摆上了重要的位置，高官的落马，再一次显示了党中央正在以巨大的肃贪力度，昭显整顿吏治的决心。
首先要深挖“腐败窝案”形成的深层原因，方可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少数党内的腐败分子之所以有恃无恐，为所欲为，勾结起来“集体腐败”，有狭隘的地方主义和个人利益驱动的原因，有治党治政不力的原因，也有现行管理体制、监督机制和法律法规不完备的原因。只有找出原因，才能健全机制，反腐的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其次，反腐败斗争要经常化、深入化，而不能搞运动式的一阵风。在案件查处时，从过去求稳定，只查首贪，不查协从的误区中走了出来，切实做到有贪必查，彻底根除，不管涉及到什么人，不管他的后台有多硬，都要一查到底，绝不可姑息迁就。三是要加强权力运行机制的制约和监督。通过重点查处利用人事权、司法权、行政审批权、行政执法权谋取非法利益的案件，查处工程建设、土地出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