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容和羡慕。无孔不入的、弥漫性的腐败不仅在腐蚀社会肌体，也在腐蚀社会人心。
对这种社会性腐败的遏制，仍然要回溯本源，从根子上遏制腐败。这个根子是什么？不是社会公众的反腐决心削弱，不是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变异，更不是专家参与决策等新机制，而是不受限制的权力。一切政府机关的腐败和蔓延至社会其他阶层的腐败，都是以此为发轫的。不受监督的权力缘起于监督主体的缺乏。其他国家反腐败的经验表明，只有在制度上保证舆论监督、权力制衡、官员民选、司法独立和公正，才能培育监督主体、遏止政治腐败；也只有遏止住了政治腐败，社会腐败才能迎刃而解。
交通部门已经成为腐败的多发地带，其原因在于我国现行的交通投资体制是在交通系统内部封闭运行，采用投资、建设、管理、运营“四位一体”的管理模式。在这种管理体制下，一个主要特征是交通管理政企不分，官商合一。一切资金由交通部门自行征收使用，对外融资实行统贷统还，独立设置项目法人，如此巨大的权力掌握在厅长一个人手里，不出问题也难。
12。7 关于买官卖官问题
卖官一事，历史悠久。秦始皇时，就有纳栗一千石，拜爵一级的记录，大概要算卖官之滥觞了。汉代沿袭秦制，纳栗拜爵。卖官在汉以后各代，史不绝书。清入关以后，虽然历朝有停止捐纳的上谕，然而持续到清朝灭亡，卖官一事并未停止，与清朝相始终。后期的五个皇帝，个个叫穷，“袼守古制”，大卖特卖。
晚清朝廷公开卖官，明码实价，官职成了商品，官场成了市场。等价交换，市场价值规律起了作用，认钱不认人，银子面前人人平等。花样繁多：
捐实官。京官自五品的郎中以下到未入流的兵马吏目，京外自四品的道员、知府到未入流的县仓大吏，成百种实职官缺均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捐虚衔。按捐实官价格减半或者六成则可以得到同职的虚衔。也可以风光一下。
捐封典。用银子给祖先买个空头衔，显亲耀祖，不限现任及候补人员，缴银即得。
捐出身。对没有进入科举一途获得功名的人，买官先得买个监生的出身，再加钱捐官；一度允许买举人的出身。
捐加级记录。按照清朝的制度，官员有功由吏部加级记录，这种记录可以抵消处分；同时可以捐各种处分。
捐免。这是“加快费”的别名。捐官要经过投供、点卯、验看等手续，还要分发到省，排队等候；捐纳的人员增加，候补候选要安排顺序如按规定交够银子，一切都可以免去。谁不愿意加快得官的速度？时间就是金钱。交钱还可以免去家人回避等规定，一句话，钱能通“官”。
官职既然成了一种商品，卖官的二道贩子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卖官作为救穷良方，却不能视为权钱交易。因为，持有权力者收入了银子，取并没有消失，并不象一般的商品交换，货、款在交易结束时互易其主，买方得到货而失去钱；卖方得到钱而失去货。官职是一种具有特殊秉性的商品，使用价值在于它是权与利的结晶体，有了官职就可图利。运用得当，使用价值不但不会减少消失，甚至可以增长，一官到手，利源在握。这种特殊的秉性，是任何商品都无法相比无从具备的。
卖官也是一种特殊的商业，不需要花费什么成本，不受劳作之苦，不用购买或租赁地皮和门面，各级衙门就是门市部，开门就能营业，买卖双方都有利可图，又都惟利是图，因而大利所在，双方都很踊跃成交额很高，市场的繁荣历久不衰。
金钱与官职交易，是一种特殊的交易，买卖双方都具备了双重身份：就是说，买方也具有卖方的身份，卖方也具有买方的身份。买者用钱买了官，有了将本求利的基础，就可能一本万利；卖方卖去了朝廷要求官员遵守的规矩，卖去了应该承担的义务，卖去了良心和忠诚。“千里为官只为财”，上任只去捞本就是了。
贿赂公行，纳贿受贿，成为社会风气，形成官场惯例。各种衙门的官吏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权有大小，官有高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中国社会市场十分不发达，但官场率先垂范，使行政行为市场化。
形成贿赂公行的风气，不给钱不办事，给了钱乱办事，成为官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一些人积极钻营进入官场，他们惯常的敲门砖就是金钱开路，一旦进入官场，又变本加厉地“追加投资”，求得一官半职，之后再下狠心把投资捞回来。如此一来，，形成了送钱——升官——捞钱的恶性循环，最终制造出一个巨大的官场旋涡，让置身其中的人身不由己。
要建立起“政治生态链”，从而使每个监督者都是独立的，使监督者受到监督。何谓“政治生态链”？最通俗的比喻是老虎吃鸡、鸡吃虫子、虫子吃棒子、棒子打老虎。监督者依法监督是其政治生存的前提，否则就被吃掉。在这样的生态链”中，是不分级别高低或者内部外部的。让每个监督者都有独立地吃掉监督对象的权力，同时又有被吃掉的危险，在制度设计的最佳选择，即法治的选择。
官职交易的机制反思
建国初期，刘少奇说到一种现象：“有人把自己负责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现在，这些“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的官爵已经在一些地方进入“市场”流通了。
清朝就有卖官制度，皇帝遇到灾荒，财政困难，就卖官应急。但是，马德卖官与皇帝卖官不同。首先，官职并不是他家的，他卖的是自己临时代理的人事权；其次，收入完全归己，而不是用来救灾；第三，天下不是他马家的天下，卖官的恶果也不用他马家承担。
在这种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比“家天下”更糟糕的卖官机制，即“官天下”的机制。
在马德卖官案的四个环节的交易中，每个交易者都不是主人，都是临时代理人，都在追求代理人的眼前利益。
我们知道，每个交易者都有任命他的上级，但上级仍然是代表，并不是主人。在理论上，中国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中央政府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而全国人大代表又是由省级人大代表选举产生的，省里由县里选，县人大代表才由选民直接选举。那么一个直接和百姓打交道的官员，如乡党委书记距离真正的主人有多远呢？
至少隔了十个环节。按照血缘关系计算，早已出了五服，不算亲戚了。在这十个环节中，每个环节即使只搀杂十分之一的私货，经过十次搀杂，主人还能得到什么东西？实际上，代理人还可能插手选举，在每个环节搀一点私货。如此这般下来，一个代理人的短期行为盛行的社会，一个无人负责的“官天下”，就算发育完全了。
在官天下的机制里，人们只能指望官员凭借超人的道德对抗利害趋势。这种对抗肯定是有效的，但马德认为效果有限，他甚至建议纪委官员下去进行破坏性试验，看看他们能否顶住买官和送礼的潮流。
如果我们不把马德看作天生的恶棍，我们就没有理由漠视失足者的惨痛教训。
从公共物品的角度看，税收与服务、官职与选票，本质上都是一种交易。交易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一报还一报的对应机制，吃亏者不能反击，背德者不遭报应。
这种报应关系密切的的机制，我们可以在村级选举中看到一个雏形。在那里，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在出现贿选的时候，卖官的钱，进的也是民众的腰包。在这种机制里，人们无须指望超人的道德，只要当事人知道维护自己的利益，不甘心一次再次地吃亏，大体公平的交易就会实现。如，在贿选的情况下，选民发现自己选出的是一个贪官，100元卖出的选票导致了200元新增的苛捐杂税，他们就会汲取教训，不再做这种亏本的买卖。主人买卖自己的东西，自然会选最好的货色，争取把自己的权力卖一个最高价。这就是公民招聘公仆的机制。
身处买官卖官链条中的官员们知道，制造需要，保证需求，才有稳定的收益。
官员的腐败，从来就离不开买官卖官和行贿受贿。时代虽然进步了，但就腐败的方式方法，基本上都是老套子。
人事政策成为一把手手中的橡皮泥，想圆就圆，想方就方，可以为买官的人度身定做；民主考察制度被玩弄于股掌之上。
干部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