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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却开始刊登深入分析问题的文章了。在今天的精英们眼中，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过于死板，他只适合做大众和平运动的领导者。
政治（2）
就许多方面而言，智者变成了愚者，傻瓜变成了聪明人。有多少脱口秀的嘉宾的年收入不到10万美元？有多少记者会与年收入不到10万美元的芸芸大众谈话？精英们的信息圈主要是由10％收入最高的人构成的，虽然精英们过去也曾推动过更实质问题的讨论，但他们今天的作为却恰恰相反。今天的精英们更热衷的是漫谈，他们讨论的不再是实质性的问题，他们把讨论引向了表面的问题。
如果以上所说的“小报变大报”（TabloidPapersofRecord），“大报变小报”（Real…NewsRags）的现象，不是一种怪异的现象，那么它就有可能说明一个问题，精英和大众看待领导者的不同方式，已经对总统选举的失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由于竞选捐助的法律发生了旨在使金钱与政治相分离的变化，一批新型的“越来越重要的捐助者”涌现了出来，他们能够对候选人的选择和竞选施加比以往更大的影响。现在，少数捐助者捐赠大笔款项的情况，已经被捐赠额为10000美元以内的大批捐助者所取代。这些捐助者的年收入都超过了10万美元。（除了他们，有谁能够在纳税之后为一位政治家的初选和大选分别捐赠2300美元呢？）如上所述，这表明他们几乎都不是主流的选民。
现在来看看新型的政治捐赠者具有多么重要的影响。1974年水门事件之后，国会为了清理政治捐款的混乱状况，通过了一系列改革竞选捐助的法案，以限制竞选捐款的额度和增加捐款的透明度。但是，这些法案没有对“软钱”（softmoney）——用于一般“政党建设活动”的政治捐款——做出规定，例如利用软钱捞取选票。所以，几十年来，关于软钱的条款被滥用了。2002年，国会通过了一套改革法案，法案取消了软钱，但把“硬钱”（hardmoney）——个人向候选人的捐款——的最高限额提高了一倍。（以2007年为例，每一个人向每一位候选人捐款的限额，是初选和大选各1300美元；每一个人向每一个政党的捐款限额是28500美元，两年内联邦选举的捐款限额为108200美元）但是，这一届国会没有对非赢利组织的捐款做出规定，所谓非赢利组织，就是根据税法527条组建的政治团体。现在，527团体（例如右翼的“寻求真相的快艇老兵”组织＇SwiftBoatVeteransforTruth＇，“争取美国进步”组织＇ProgressforAmerica＇；左翼的“前进组织”＇MoveOn＇，服务业雇员国际联盟＇ServiceEmployeesInternationalUnion＇）可以不受限制地向忠实于政党的有钱人筹款，而且可以利用这些资金去做以前政党所做的事，例如，为某些问题做辩护，播发有针对性的商业电视节目，以及捞取选票，等等。
我认为，2002年的改革激发了两种人的捐助热情，而且提高了他们捐助的重要性。第一种人是“大捐助者”（theMega…Donors），也就是非常有钱并认为有责任捐款的人。现在，他们不再把钱捐给政党的专职工作人员，而是把钱捐给拥护某一政党的527团体，他们把自己称为射手。2006年的中期选举，527团体筹集到的资金大约有3。8亿美元，与2002年的筹款额相比，至少增加了三分之一。据2004年的报道称，五位大捐助者（其中的两人是一对夫妇）为倾向于民主党的527团体的捐助款项高达7800万美元，约为民主党所获捐款总额的四分之一。
第二种人是“精英捐助者”（EliteDonors），即夫妻二人年收入30万美元以上而且可以毫不犹豫地捐出10000美元的人。他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人士，而且一般选民所面对的问题，基本上与他们无关。他们有医疗保险，有学校，有住房。他们大多是占人口5％的收入较高的人，其中大部分是占人口1％的收入最高的人。美国的政治候选人与人共进晚餐的时间，这些人可能要占去一半，而另一半的时间才属于其余95％的人。
这样，向527团体捐款的大捐助者和日益强大的精英捐助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在政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新型捐助者群体——统计数据表明，他们的想法与选民的想法毫无共同之处。他们不仅与选民的想法不一样，而且把讨论引向了更加表面的问题。过去的精英们创办了大众广播公司（PBS），但是，今天的精英阶层是不会收看大众广播公司的节目的。
关于领导集团彻底脱离大众的经典描述，是暴君尼禄（Nero）在罗马城发生火灾时仍然在弹琴作乐，不过我们现在的情况还没有达到那么严重的程度。但是，所有这一切的另一面却更加清楚地证明，选民不是傻瓜的原则，是完全适用于大众选民的。与以往相比，大众选民的思想更加敏锐、见识更加广博、受教育的程度更高，而且，他们更加实在了。所以，如果能把喋喋不休的精英和不切实际的记者的那些说法抛到一边，你就能够与某些非常聪明的人对话。
少男少女们（1）
轻度精神失调的孩子
如果只有一小部分美国人能上大学，人们对学生们的不同“学习方式”，或者说是学习障碍本身，就不会那么担心了。如果你不存在语言表达的问题，那么你就会有很多其他的谋生手段。
但是，目前美国大部分高收入的工作，都要求大学毕业的文化水平，而大部分大学又把高水平的思维作为录取学生的要求，于是，人们对学生们的阅读、写作、拼写、推理、记忆和组织信息的技能，忽然间更加关心了。结果，有大量的年轻人被诊断为患有学习障碍、精神失调和以前未予注意的其他病症。
当然，不应把有学习障碍的年轻人混同于有严重精神疾病的孩子，令人遗憾的是，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孩子的数量也在增加（儿童自闭症患者的数量自1992年以来已经增长了九倍；而在1977年到2000年之间，接受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儿童的数量激增了138％）。不，大部分今天被诊断为患有学习障碍的孩子所表现出的微妙症状，在一代人以前很可能就是一种未被注意到的症状，对这些症状的认识，因对儿童发展以及对家长与学校的研究的加深而更加深入了。
差别早在孩子们学步的时候就已经清楚地表现出来了。一个孩子，在25年前可能被认为是“易激动的”，现在就可能被诊断为“感知综合机能障碍”（SensoryIntegrationDysfunction）。患有这种症状的孩子，或者感知意识过度，或者感知意识不足，所以他们会认为灯光太亮，声音太响，或者是感到衣服穿在身上不舒服。
一个孩子，在25年前可能被认为是“运动能力低下”（Non…athletic），而在今天，很可能被诊断为“动作计划”（motor…planning）有问题，或者说是在身体运动的计划和实施方面智力低下。
新的精神失调的类别在不断增加。所以从孩提时期，到儿童时期，再到少年时期，孩子们被诊断为患有阅读、书写、说话、倾听和计算障碍的人数，简直可以说是像爆炸一样在增长。根据联邦残疾人教育法（IndividualswithDisabilitiesEducationAct，IEDA）关于“特定学习障碍”的定义，患有学习障碍的孩子的数量，在过去的30年里增加了82％。
我们发现了更多可以叫得出名字的病症，是不是恰恰由于我们对这方面的问题更加关注呢？这个问题没有人能说清。环境和其他因素很可能是造成病症激增的原因，但是，只要对孩子们的状况进行更细致的考察、命名和分类，我们就会发现更多的病症，这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
是什么人在积极地推动这样的考察呢？当然是有钱的人。虽然不同收入的家庭都会出现有学习障碍的孩子，但是，热衷于探根究源的实际上都是中上阶层家庭。（说到底，除了他们，谁会认认真真地花费金钱和时间去找出自己孩子的智力仅仅为中等的原因呢？）
今天，大部分学费昂贵的精英学校，不仅有老师，而且还有在每一个孩子的重要发展时期负责关照他们的“学习专家”。现在，阅读、写作和算术运算一般都要包括对注意力、感觉综合和动作计划的关注。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具有反讽意味的结果，虽然在低收入社区，“特殊教育”（specialed）常常表明不能从事学术职业；而在富人社区，到了12岁还没有职业治疗师、演讲教练或者是社会情感�